譯文

衣服上沾滿了旅途上的灰塵和雜亂的酒的痕跡。出門在外去很遠的地方宦游，所到之地沒有一處是不讓人心神暗淡和感傷的。

我這一輩子就應該做一個詩人嗎？為什么騎上瘦驢在細雨中到劍門關去？

注釋

劍門：在今四川省劍閣縣北。據《大清一統志》：“四川保寧府：大劍山在劍州北二十五里。其山削壁中斷，兩崖相嵌，如門之辟，如劍之植，故又名劍門山。”

征塵：旅途中衣服所蒙的灰塵。

銷魂：心懷沮喪得好像丟了魂似的，神情恍惚。形容非常悲傷或愁苦。

合：應該。未：表示發問。

最后二句：典出南宋尤袤《全唐詩話》：“（唐昭宗時）相國鄭綮，善詩。或曰：‘相國近為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何以得之？”

　　此詩當作于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冬。當時，陸游由南鄭（今陜西漢中）前線調回成都（今屬四川）。他此行是由前線到后方，由戰地到大都市，是去危就安、去勞就逸。他在南鄭往成都途經四川劍閣劍門關時寫下這首詩。

　　這是一首廣泛傳頌的名作，詩情畫意，十分動人。然而，也不是人人都懂其深意，特別是第四句寫得太美，容易使讀者“釋句忘篇”。如果不聯系作者平生思想、當時境遇，不通觀全詩并結合作者其他作品來看，便易誤解。作者先寫“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銷魂”。陸游晚年說過：“三十年間行萬里，不論南北怯登樓”（《秋晚思梁益舊游》）。梁即南鄭，益即成都。實際上以前的奔走，也在“萬里”“遠游”之內。這樣長期奔走，自然衣上沾滿塵土；而“國仇未報”，壯志難酬，“興來買盡市橋酒……如鉅野受黃河頓”（《長歌行》），故“衣上征塵”之外，又雜有“酒痕”。“征塵雜酒痕”是壯志未酬，處處傷心（“無處不銷魂”）的結果，也是“志士凄涼閑處老”（《病起》）的寫照。

　　“遠游無處不銷魂”的“無處不”（即“處處”），既包括過去所歷各地，也包括寫這首詩時所過的劍門，甚至更側重于劍門。這就是說：他“遠游”而“過劍門”時，“衣上征塵雜酒痕”，心中又一次黯然“銷魂”。

　　引起“銷魂”的，還是由于秋冬之際，“細雨”蒙蒙，不是“鐵馬渡河”（《雪中忽起從戎之興戲作》），而是騎驢回蜀。就“亙古男兒一放翁”（梁啟超《讀陸放翁集》）來說，他不能不感到傷心。當然，騎驢本是詩人的雅興。李賀騎驢帶小童出外尋詩，就是一個佳話。李白、杜甫、賈島、鄭棨都有“騎驢”的詩句或故事，而李白是蜀人，杜甫、高適、岑參、韋莊都曾入蜀，晚唐詩僧貫休從杭州騎驢入蜀，寫下了“千水千山得得來”的名句，更為人們所熟知。所以騎驢與入蜀，自然容易想到“詩人”。于是，作者自問：“我難道只該（合）是一個詩人嗎？為什么在微雨中騎著驢子走入劍門關，而不是過那‘鐵馬秋風大散關’的戰地生活呢？”不圖個人的安逸，不戀都市的繁華，他只是“百無聊賴以詩鳴”（梁啟超語），自不甘心以詩人終老，這才是陸游之所以為陸游。這首詩只能這樣進行解釋；也只有這樣解釋，才合于陸游的思想實際，才能講清這首詩的深刻內涵。

　　這就是說，作者因“無處不銷魂”而黯然神傷，是和他一貫的追求和當時的處境有關。他生于金兵入侵的南宋初年，自幼志在恢復中原，寫詩只是他抒寫懷抱的一種方式。然而報國無門，年近半百才得以奔赴陜西前線，過上一段“鐵馬秋風”的軍旅生活，旋即又要去后方充任閑職，重做紙上談兵的詩人了。這使作者很難甘心。所以，“此身合是詩人未”，并非這位愛國志士的欣然自得，而是他無可奈何的自嘲、自嘆。如果不是故作詼諧，他也不會把騎驢飲酒認真看作詩人的標志。作者懷才不遇，報國無門，衷情難訴，壯志難酬，因此在抑郁中自嘲，在沉痛中調侃自己。

　　一般地說，這首詩的詩句順序應該是：“細雨”一句為第一句，接以“衣上”句，但這樣一來，便平弱而無味了。詩人把“衣上”句寫在開頭，突出了人物形象，接以第二句，把數十年間、千萬里路的遭遇與心情，概括于七字之中，而且毫不費力地寫了出來。再接以“此身合是詩人未”，既自問，也引起讀者思索，再結以充滿詩情畫意的“細雨騎驢入劍門”，形象逼真，耐人尋味，正如前人所言，“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但真正的“功夫”仍在“詩外”（《示子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