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溫是封建時代非常難得的一位開明法學家和法律實踐者。呂家為唐代世宦名門，溫祖呂延之官至浙江東道節(jié)度使，父呂渭官至禮部侍郎，呂溫兄弟四人皆有才名，以文學稱世。呂溫幼年從父學，及長，師事著名學者陸贄研習《春秋》，并從梁肅學詩，詩文為時人賞識。進士及第的次年又中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校書郎。與同時代考取功名的士子一樣，呂溫在及第后也有幾年外出漫游，直至28歲那年才返鄉(xiāng)為父守孝。貞元十九年（803年），呂溫得王叔文推薦任左拾遺，并成為王叔文“永貞革新”集團中的一員。第二年，呂溫隨御史中丞張薦出使吐蕃，留居一年有余。因而，當“永貞革新”失敗后，“二王八司馬”或遭殺戮或被貶僻地，獨呂溫不僅因外使得免，還緣例晉升戶部員外郎。憲宗元和三年（808年），呂溫升任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因與御史中丞竇群、監(jiān)察御史羊士諤等彈劾宰相李吉甫勾結術士惑亂朝政，先后被貶為均州刺史、道州刺史。一年后又改貶衡州刺史。在道州、衡州任上，呂溫打擊豪紳、懲治腐敗，使二州上下煥然一新，政績卓著。但在衡州僅年余便病逝任上。柳宗元在《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中曾悼他“志不得行，功不得施。……君之卒，二州（指道州、衡州）之人哭者逾月”。好友劉禹錫也說他“年益壯，志益大，遂拔去文字，與雋賢交，重氣概，核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霸強之術、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fā)連注”。（《呂君集紀》）當是對呂溫一生人格、出處、追求的極好概括。呂溫逝后，劉禹錫將其詩文輯為《呂衡州集》十卷（原集已佚，今十卷二百余篇經過了后人的加工整理），后有《呂和叔文集》行世，《全唐詩》收其詩二卷百余首。呂溫一生于政余多所撰作，學問文章頗為時人推重。呂溫的法制思想基本承襲了封建正統(tǒng)，在倡導明刑立威的同時，又特別強調“德主刑輔”，即刑罰的施行應服務于“德”，只有“導之以德”，才能使人“遷善遠”。他認為，為政者要治理好一個國家，須做到“修誠”、“任智”、“立威”，且三者應“總而行之，迭收其效”，不能有任何偏廢。其中，明刑立威是治國的首要問題，只有“立威”，才能“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任智”為治，就是要達成“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的目的，最終“智達”而“政成”；“修誠”是一種“上德”的理想境界，以此為治，方能取得“不求不欺于人，而人不忍欺”的結果。因而，作為治國者，要想有條不紊地達成這三種理想境界，自身一定要“身有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其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在刑罰的實施過程中，呂溫還特別強調寬猛互用，“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二者相互搭配，相濟相補，方能達到理想的治理效果。并且，為了維護法的尊嚴和公正，他還極力主張廢止沿襲已久的“功臣恕死”和“納粟贖罪”司法惡習。他認為，刑賞是國之大體，為政者理應鄭重待之。有功必賞有罪必刑，本是天經地義之事，而若勛臣犯了死罪得以免死，無疑是廢刑亂法，鼓勵犯罪，于君于臣都是無益的。從君主方面看，“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唯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宥以死罪，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屬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盜、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慕生廉恥，自固名節(jié)，非所以導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就為臣者言，“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為？使愚而有功，已小人之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啟奸，適所謂賞之以禍也。”所以，明君治世，司法定當萬眾如一，就是對勛臣貴胄，也應“安之以爵祿，護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聳之以祝福”，萬不可姑息養(yǎng)奸，遺禍于家國。“恕死”之法，絕非理想社會和明君所該施行的。至如“納粟贖罪”，呂溫更認為這是對法的尊嚴的挑戰(zhàn)。倘使以粟除罪，兇徒貪吏便會肆無忌憚地作惡。因為有粟可納，免門大開，作奸犯科還有什么顧忌呢？這樣一來，朝廷法律定得再嚴，就是“臨以斧鋮，驅于鼎鑊”，也未必能震懾。呂溫的這些法制思想理念雖是針對當時中唐社會出現(xiàn)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來的，其中有的失之片面或帶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在今天看來，也有不少可取之處。應當說，呂溫是封建時代非常難得的一位開明法學家和法律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