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后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后，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

　　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于人。

　　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后進之士，有遇知于左右、獲禮于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后于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仆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

　　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于襄陽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陽人，公元798年（唐德宗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為山東道節度使。由于做過襄陽大都督，故稱于襄陽。公元801年（貞元十七年）秋冬之際，韓愈被任命署理國子臨四門博士，正式在京師做官。博士職乃是閑官，地位不高，很難施展抱負，為此，他給于襄陽寫信請求引薦。此信以士欲進身場名、建功業須前輩援引，而前輩之功業盛名又須有為的后繼者為之傳揚為論點，入情入理。

　　本文分為三段。第一段泛泛而談“先達之士”應與“后進之士”。相為知遇的道理，這樣，雖將對方捧為“負天下之望者”也不顯得阿諛，雖標榜自己為“高材”也不顯得狂妄。第二段以“側聞”的形式贊譽對方，顯得客觀，這樣，既便于自己表達，也使對方不覺得突兀而樂于接受。最后，在第三段中，用描述自己生活的窘迫狀態來爭取對方的同情，以求得僥幸任用的機會。本文的寫法，雖給人以不卑不亢的感覺，但難免有仍有攀附權勢之意。

　　于襄陽，名頔（dí），字允元。他在公元798年（貞元十四年）任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不久，他又自請將襄州升格為大都督府。中唐以后，中央政府拿方鎮無可奈何，唐德宗只好同意他當了襄州大都督。因為于是襄州長官，所以此書稱他為于襄陽。據《舊唐書》卷一三《于頔傳》載，于頔為人“橫暴已甚”，卻官運亨通，因而“自以為得志，益恣威虐”；他任襄州刺史時“專有漢（水）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軍法從事”；由于德宗姑息，他“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陵上威下為務”。這些情況韓愈也應當有所“側聞”，可是此文多少還有為他迎合奉承之意。為了求官，不得不如此，韓愈此舉難道又是張九成所謂“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嗎？

　　看來韓愈求官心切，文中也難免強詞奪理，倒錯邏輯。求官與上進并行不悖，無可非議。為求官而牽強附會、因果倒錯就偏頗了。試問，韓愈最尊崇的圣人之一：孔子，一生未獲任何君主重用，其光華難道不是照樣永照后世嗎？！圣賢與其后繼的傳承，與他們是否富貴、高官厚爵沒有絲毫關系。圣賢的光輝來源于他們的思想，后輩的繼承在于萬眾的認同才得以留傳而永垂不朽！老子棄官仙游，《道德經》至今留傳；莊子曳尾涂中，逍遙游何其逍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