妾身悔作商人婦，妾命當逢薄幸夫。別時只說到東吳，三載余，卻得廣州書。

　　這首小令從唐女子劉采春《啰唝曲》“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的絕句脫化，也穿插了《啰唝曲》“莫作商人婦”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的意境。但較原詩來看，“閨怨”的含意更為顯豁。“悔作”、“當逢”，口吻如生，表現出散曲小令開門見山的直露本色。“閨怨”的前提多為夫君別離遠出，唐詩往往將這種前提加以隱掩或推衍。除上舉的《啰唝曲》外，如張潮《江南行》：“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其妙味如前人所評：“意其遠行，卻在近處。總以行蹤無定。”看來恰恰同《啰唝曲》的“意其近行，卻在遠處”反了個向。不過要讓讀者一覽即領悟卻不容易，可見唐詩是過于偏重含蓄了。

　　徐再思改詩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為了化含蓄為顯露，當然也有別的因素。唐韓偓《偶見》：“秋千打困解羅裙，指點醍醐索一尊。見客人來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門。”不怎么知名；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點絳唇》秋千詞，“見有人來，襪劃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云云，卻為人傳誦。可見奪胎前人成作，也不失為出新的一途。

　　原詩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廬”。桐廬在富春江中游，唐方干《思江南》：“夜來有夢登歸路，不到桐廬已及明。”看來唐代桐廬為一交通中心。曲中改成了“別時只說到東吳”。東吳的指謂說法不一，據周祁《名義考》，元明時習以蘇州為東吳、湖州為中吳、潤州為西吳，蘇州在元代確實是繁榮的商業城市。這也說明曲作者不是簡單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據元代的實際情形更改了“閨怨”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