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暴見孟子，曰：“暴見于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于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眾。”

　　“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蹩頞(è)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畋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蹩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蹩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畋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蹩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孟子長于言辭，在辯論中經常設譬，以小喻大，邏輯性很強，有極強的說服力；其文氣勢磅礴，筆帶鋒芒，又富于鼓動性，對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響。文章由敘入議，先通過莊暴和孟子的問答引出話題：“好樂何如”，然后敘述孟子如何就這個話題因勢利導地勸說齊王要“與民同樂”。文章圍繞著“音樂”這一話題，闡明不“與民同樂”就會失去民心，而“與民同樂”就會得到民心、統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這篇對話體議論文，通過孟子與齊王的對話顯示了孟子高明的論辯藝術。

　　1、循循導入，借題發揮。

　　作者并不是開門見山地把自己的論點擺出來，而是巧妙地運用對話的方式，在談話中自然地轉換話題，借題發揮，從齊王好樂切入，歸結到與民同樂的主旨上。在與莊暴的談話中，孟子只有一句話“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點出了齊王好樂與齊國政治的關系這個論題，但未加論述。在與齊王談話中，孟子又從好樂切入，巧妙地重提論題，然后與齊王兩問兩答，從談話氣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齊王引導到自己的論題上后，孟子才進入自己的談話主題。

　　2、對比和重復。

　　本文寫國君是否與民同樂，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運用的是對比方式。兩段話在內容上是對立的，但語言上既有相對之句（如“舉疾首……相告”和“舉欣欣……相告”），又有重復之語（如“今王鼓樂……之音”和“今王田獵……之美”）。這樣論述，就強調了國君同樣的享樂活動，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與民同樂，從而突出了論題。

　　3、生動形象的議論語言。

　　本文雖是議論文，語言卻很生動形象，如寫齊王的“變乎色”，寫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論述自己觀點時，完全沒有用枯燥的說教，而是通過兩幅圖畫，生動自然地得出結論。

　　4、因利勢導，論辯靈活

　　孟子見到齊王就“好樂”的事向齊王發問。齊王對“樂”的意義并不理解而覺理虧，因而“變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樂”來作托詞，不料孟子卻抓住齊王的心理，因利勢導，借題發揮，轉換內容，把“好樂”與治國聯系起來，引起齊王的興趣，緩和了談話的氣氛。此時孟子提出“今之樂猶古之樂”，表現了論辯的靈活性。而后的兩個問題“獨樂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引導齊王將談話的話題引入自己的軌道，逐步明確自己的“與民同樂”的政治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