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云，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江蘇無錫人，吳越太祖武肅王錢镠之后。中國近現代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國學大師。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錢穆畢生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高舉現代新儒家的旗幟，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個人資料簡介
早年經歷
清光緒二十一年農歷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江蘇無錫七房橋五世大房產下男嬰。該戶男主人錢承沛為其取名“恩繰”，字“賓四”。錢恩繰即錢穆，而錢穆這個名字是他的兄長錢恩于次年春替他改的。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后，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錢承沛為錢摯和另一個侄子從附近的蕩口鎮聘來一塾師。塾師寓居在錢承沛兄長家，加上塾師自己的兒子，共三人同塾。第二年秋，錢穆在父親的帶領下來來到家塾，并在瞻拜完孔子像后從此開始了正式的求學生涯。光緒三十年（1904年），蕩口鎮私人新創果育小學，分初、高兩級，各四年。錢摯、錢穆兩人被送往就讀經過入學考試，錢摯入高等一年級，錢穆入初等年級。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錢承沛因肺病逝世，去世前將教導兩幼弟的責任托付給了錢摯與錢穆。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冬，常州府中學堂成立。錢摯所在果育高級四年級八名同學全體報名應考，錢穆也在錢伯圭與華倩朔兩位老師的鼓勵下報了名。其中，錢摯考取了師范班，錢穆考取了中學班。錢伯圭因知錢穆家貧，其前往常州府中學堂所用的枕被鋪蓋也由其代為置辦。宣統二年（1910年），錢穆轉入南京私立鐘英中學。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學校停辦，錢穆于是被迫輟學。
初登杏壇
民國元年（1912年）春，年僅十八歲的錢穆為親戚推薦，前往秦家水渠三兼小學任教。三兼小學高初兩級又分兩個班，錢穆原則上任高級班并教授國文、史地、英文、數學、體育、音樂等，每周教課三十六小時，月薪國幣十四元。錢穆一邊教書，一邊刻苦攻讀，進步很快。他先讀完《孟子》，在家里從父親遺書中發現《史記》一書，又發現毛大可的《四書改錯》，他精心鉆研而了解清代乾嘉諸儒及其學術。當時錢穆也喜歡讀《東方雜志》，并寫了《論民國今后之外交政策》寄給該雜志，由于涉及外交機密而沒有發表。民國三年（1914年），錢穆不再去三兼小學，轉入鴻模學校（前身為果育小學）任教。鴻模學校規模完備，高初各分幾班，錢穆教高級班國文、史地課。每堂課的課時相較三兼小學有所縮減，而月薪增至二十元。錢穆夢想考進北大，因此熟讀夏曾佑編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北京大學教材），之后他在北大講課常以此為據。民國四年（1915年），錢穆轉入無錫縣第四高等小學任教。每周教課十八小時，同時兼任鴻模學校的課。盡管鄉間教書工作很繁雜，但他仍堅持看書。他又效法古人剛日誦經、柔日讀史的方法，科學地安排時間，定于每日清晨必讀難讀之書，夜晚后開始讀史書，中間上下午讀一些閑雜書。錢穆教《論語》時也讀《馬氏文通》，并模仿體例，歷經幾年寫成《論語文解》一書。此書于民國七年（1918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錢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他將稿酬購得浙江官書局本《二十二子》，于是著力研究《墨子》，發現版本論者都有錯誤，便開始逐條指出其中錯誤，并加以修正，最后寫成《墨經解》。數年后，與他研究惠施、公孫龍的論文等收入他自編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二冊中。民國八年（1919年），約翰·杜威來華講學，涉及教育問題。而他的觀點與中國傳統教育不同，吸引了錢穆注意。二十五歲的錢穆想與幼童接觸，從頭開始實驗，從中了解中外教育異同與得失，于是轉入后宅鎮泰伯市立第一初級小學任校長。在此期間他得到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石印本，是他以后寫《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張本。當時李石岑回國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任主編。錢穆撰寫《愛與欲》寄去，刊載在《學燈》上，這是他生平在報紙上第一次投稿。隨后他又寄去《論希臘某哲人與中國道家思想之異同》，于幾日后刊出。民國十一年（1922年）秋，錢穆辭去后宅小學及泰伯市立圖書館長之職，到泰伯市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任教。一個月后應聘于廈門集美學校。到集美以后，他任高中部、師范部三年級同屆畢業生的兩個班的國文課，同時講授曹操《述志令》。當時他研究中國文學史有心得，認為漢末建安時期是古今文體發生轉變的時代。在此期間，他讀《船山遺書》，后在北大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王夫之一章所用的資料即來源于此。又受到王夫之關于屈原居湘中的“湘”其實是漢水一說的啟發，此后對古史地名沿革的研究，發端于此。他所著的《莊子纂箋》也受王夫之注莊子的啟發。民國十二年（1923年），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范資深教授教授博推薦他到同校任教。當時學校規定，除國文一科外，教師于每年必兼開一課，第一年文字學，第二年《論語》，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國學，教者編撰講義。錢穆于是在第二年、第三年分別編撰《論語要略》和《孟子要略》，第四年編撰《國學概論》，這些書稿后來均有出版。民國十六年（1927年）秋，錢穆開始在蘇州中學任教最高班的國文課，并任全校國文的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次年春，方壯猷到蘇州告知錢穆，商務印書館正在編寫《萬有文庫》，其中《墨子》和《王守仁》尚無人承擔，錢穆于是日以繼夜地趕寫，不久兩書寫成，收入《萬有文庫》。同年夏，他應蘇州青年會學術講演會之邀，講演“易經研究”一題，后收入《中國學術思想論叢》第一冊中。民國十七年（1928年）夏秋之際，錢穆的妻子及新生嬰兒相繼死去。當時其兄錢摯執教于無錫榮巷榮氏新創立的榮巷中學，聞訊后速回家幫他料理后事，但因勞傷過度，舊病突發，不幸也溘然長逝。次年，錢穆在蘇州續弦，開始了新的生活。
慧眼薦才
世事多變，錢穆在南京鐘英中學求學不久，就爆發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錢穆被迫輟學。他自知家貧，升學無望，雖“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但并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學，閉門苦讀。年十八歲，即輾轉鄉村，執教謀生。”十年鄉教，十年苦讀，十年求索，為他以后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實的基礎。這十年中，他在國學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來，他又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在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學教書著述，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晚清以來，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變化和大規模的西學東漸，諸子之學的研究逐漸興起。特別是“五四”前后，諸子研究蔚然成風。錢穆早年步入學術之門，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從子學入手，研究先秦諸子思想及諸子事跡考辨，最終完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作《先秦諸子系年》。這部著作對先秦諸子年代、行事及學術淵源，以及對戰國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深得學術界的好評。陳寅恪稱其“極精湛”，“自王靜安（國維）后未見此等著作”。顧頡剛則稱贊其“作得非常精煉，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當時年長錢穆一歲的顧頡剛，已是中國學術界大名鼎鼎的人物，雖與錢穆素昧平生，但讀《系年》稿后，對他的史學功底和才華大加贊賞，并說：“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1930年，因顧頡剛的鼎力相薦，才使他離開鄉間，北上燕京大學，開始任國文系講師。燕京是一所教會大學，在北平各大學中，非常有名氣。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文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后，燕大特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一意見。最終采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筑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錢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國文。他以扎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但是執教一年后，錢穆終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而辭職南歸。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對錢仍是關愛備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給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他所作《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錢穆終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觀地說，除了顧頡剛的鼎立相薦，這與文學院長胡適的首肯是分不開的。北大是當時中國最有名的大學，是錢穆心中長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進入北大讀書為憾，此次能到北大執教，自然樂于接受。
學壇發軔
民國十九年（1930年），錢穆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這時，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已完稿，經顧頡剛推薦申請編入《清華叢書》但未獲通過，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當時北京各大學都開設經學史和經學通論等課，都擁護康有為今文家的主張。《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使大家都懷疑他是古文家。同年假期，他返蘇州侍奉母親，并撰寫《周官著作時代考》和《周初地理考》，載于《燕京學報》。民國二十年（1931年）夏，錢穆應聘執教于北京大學。他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上古史、秦漢史。另有一選修課可以由自己來定，他選自開設近三百年學術史。由于和之前梁啟超講過的思路不同，因此錢穆自編講義，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雛形。次年，又開中國政治制度史。當時系主任是陳受頤，實際主事的是傅斯年。他們在以前的政治制度是否應當研究的問題意見相左。錢穆認為，研究歷史問題的人應當知道政治如何是從貴族政治到封建專制的，因而他堅持開設此課。當時北大通史課分聘北京史學界諸名家分講，錢穆也分講一席。他認為通史課由幾個人分講不能一條線通貫上下，后改為兩人講，后半部由陳寅恪講。到了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秋，北大只聘錢穆執教中國通史課，于是他在北大的課程，改為上古史、秦漢史和通史三門。他將通史課在一年規定時間內講完，力求一貫到底。上課時對講述均有取舍。他講課時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關，遵從客觀，不發空論。在講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文治武功上，他選擇歷代的精華，闡述其發展流變與相承。更為重要的是根據歷代人的有關意見，來陳述有關的各項得失。他提綱挈領，分門別類，逐條逐款定其取舍，終于初步完成自己心愿。上自遠古，下到清末，兼羅并包，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并在以后的講課中不斷補充、修改，為日后成書打下基礎。在北大期間，錢穆不僅教學，而且還從事學術研究，把教學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他先后出版了兩部重要的代表作，即《先秦諸子系年》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早在民國十年（1921年），錢穆就有意寫一部關于先秦諸子學方面的書。首先一項工作是考研諸子生平年代的先后。由于諸子年世不明，錢穆只有將諸子書與《史記》和《戰國策》對照校勘，又從《史記索隱》中得知古本《竹書紀年》殘片，而所任教的中學，藏書甚少，限制了他的研究。錢穆來北京任教以后，日常生活安定，北京各圖書館書籍多，查閱方便，在教課之余，他將十多年積累的書稿重加增訂修改，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寫成《先秦諸子系年》一書，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錢穆在北大任教期間又兼任清華、燕大、師大等學校的課。當時北平的學術界人才濟濟，錢穆在北平任教八年，有幸結識了許多著名學者，并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
輾轉治史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當日軍大舉進犯、國土相繼淪陷的情況下，南京國民政府決定組織高校西遷，并進行調整重組。其中，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轉遷往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錢穆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10月10日之后，與湯用彤、賀麟兩人結伴同行，從天津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與在北大時期一樣，錢穆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學生，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4月，錢穆最終到達西南聯大文學院所在地蒙自，至是輾轉流徙萬里，閱盡生靈涂炭。錢穆復講國史，倍受學生歡迎。雖然生活顛沛，書籍匱乏，但是他為了滿足全國知識青年和時代的急迫需要，在師生的鼓勵和同事陳夢家的勸說下，決心寫一部中國通史教科書。5月，《國史大綱》陸續起稿。8月，西南聯大放暑假后，文學院從蒙自遷回昆明，錢穆為寫書而滯留蒙自，與湯用彤、姚從吾、容肇祖、沈有鼎、賀麟、吳宓借居舊時的法國醫院。自9月空襲頻來，錢穆苦于奔波。其間，乘火車往返昆明蒙自途經宜良，見風景佳美，決意在此寫作。于是經友人介紹，求得當時宜良縣長王丕之幫助，同意提供位于巖泉下寺的“縣長別墅”供居住，續寫篇章。后半年，錢穆直接遷居巖泉上寺。錢穆在上寺的心情比下寺更加愉快，在舒適的環境里奮筆疾書，一年內終于完成了《國史大綱》書稿。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7月初，暑假開始，錢穆告假返回蘇州省視母親。遷至成都的山東齊魯大學剛剛成立的國學研究所所長顧頡剛來找錢穆，希望他能和自己一同前往該所工作。錢穆考慮到從北大歷史系轉來的學生全部畢業，因而答應。但為其《國史大綱》稿付印及侍奉母親，便通函顧頡剛請假一年。顧頡剛復函批假，而且薪水照發，且囑托錢穆主編《齊魯學報》。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夏秋之際，錢穆離家入川，經重慶，10月22日至成都并于30日履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職事。齊魯大學在成都南郊華西壩，研究所則在成都西北郊崇義橋賴家花園，距城二十里左右。研究員、助理員共十余人，各自鉆研。由于顧頡剛在研究所內的權力受到掣肘，遂心生離開齊魯大學之心，并將執管研究所的權力漸交錢穆。錢穆主管研究所期間，每周六舉行講論會，每月外出旅行一次，師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討論，對學生們啟發很大。除了在研究所任職之外，錢穆還兼課于齊魯大學。顧頡剛在研究所時，從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得到捐助并購置很多圖書，又從淪陷區北平購得金石考古等學術著作，還有成都等地藏書家寄存了八萬冊圖書，海量藏書讓錢穆大為高興。當時錢穆應蔣介石及教育部的邀請，潛心撰寫《清儒學案》，正可借助這里豐富的圖書資料。當時錢穆還從中西比較出發，為揭示中國文化內在的精神，鼓舞國內抗戰的民族熱情，撰寫《中國文化史導論》。民國三十年（1941年）6月5日，顧頡剛由成都飛抵重慶，出任文史雜志社副社長。從此之后，顧頡剛因兼職重慶，留在研究所的日子少，而離開研究所的日子多。但顧頡剛最后還是因為事務繁忙，于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4月25日辭去國學研究所主任，其職務由錢穆接任。民國三十一年（1943年）春，錢穆因張其昀力邀赴遵義浙江大學講學一個月。后來，張其均又為他主辦的《思想與時代》雜志向錢穆約稿。錢穆將自己當時正在撰寫的《中國文化史導論》當中的各個篇章，以及接著撰寫的幾篇有關中國文化與宋明理學方面的論文陸續投寄了過去。也正是從這里開始，錢穆將自己的治學對象從歷史轉向了文化。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錢穆撰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知識分子投筆從戎。
留滯東南
抗戰勝利后，北大奉命將于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暑假后在北平復校。當時傅斯年暫代北京大學校長。出于傅斯年和錢穆早年的矛盾，當時不在昆明的以往北大的同事都收到了邀請他們回轉北平的信函，但錢穆卻不在其列。錢穆出于北方國共政局糾紛復雜、學校師生風潮涌動等考量，決心繼續在南方閉門著述。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夏，于乃義想要籌建私立五華學院，通過李埏敦請錢穆赴昆明講學。云南大學文史系主任方國瑜聽說后也托李埏敦請。最后，決定由兩校合聘。此時，接受聘約的錢穆臨時接受了上海市教育局舉辦的“中學教師暑期講習會”之聘，擔任史地組專家；而對暨南大學等校的誠邀則一概加以拒絕。11月26日，錢穆乘坐中央班機，由漢口轉昆明，受到五華學院籌備委員周介清、方國瑜、李季鄴、李幼舟、于乃義等各部門人員與五華中學及教育學術界人士等數十人的迎接。到校后，錢穆擔任文科研究所所長兼文史研究會導師。隨后文史研究會改為講習會，并改進講演方式，請各教授作專書或學術系統之講授。11月至次年1月，總共23次講演，計有4位主講人。其中錢穆7次：均為中國先秦思想史。在五華學院講課的錢穆同時還兼任文史學系教授于云南大學。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因為身體原因，錢穆不得已接受了無錫榮氏家族創辦的私立江南大學代表榮德生的邀請，于11月正式轉赴該校擔任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教授《中國通史》課。此任教期間，錢穆著成《湖上閑思錄》、《莊子纂箋》、《中國歷史新編》、《孟子研究》、《中國人之宗教社會及人生觀》等書。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3月后，江南大學定于每周一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禮堂開辦學術講演周會，錢穆專講述《中國文化之精神》。4月，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選出的八十一人中沒有錢穆。嚴耕望認為，這主要由于錢穆與新考證派巨子之間關系不和諧所致。抗戰前后，中國史學界以史語所為代表之新考證派聲勢最盛，無疑為史學主流。因為錢穆民族文化意識特強，在意境與方法上日漸強調通識，認為考證問題亦當以通識為依歸，故與新考證派分道揚鑣。同年秋，錢穆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一職，課余時間撰寫《湖上閑思錄》。當時新任蘇州城防司令孫鼎宸（王耀武舅子）仰慕其名聲，數次訪問錢穆。1949年4月，廣州私立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來信邀請錢穆前往任教，錢穆決意前往。雖然受到多方挽留，但錢穆最終還是選擇與江南大學同仁唐君毅從無錫南下廣州。春假時，離開家人獨身前往廣州，曾以家事相托孫鼎宸。10月，錢穆隨華僑大學再遷香港，出任香港亞洲文商學院院長。
新亞歲月
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錢穆雖沒有赴臺，卻也因為憂心時局，與不少知識分子經廣州去了香港。在香港，錢穆除在徐復觀主持的《民主評論》發表文章外，為了實現為中國人辦教育的目的，又籌劃創辦“亞洲文商學院”。由錢穆任院長，崔書琴任教務長。錢穆請來唐君毅擔任哲學方面的課務。經濟方面的課務，錢穆則邀來此時在香港主編《民主評論》的張丕介兼任。學校當時并無固定校址，只租到了九龍偉晴街華南中學的三間教室使用。因為學校是在夜間上課，故而暫時定名為“亞洲文商夜校”，并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開學。1950年春，在開辦后的第二個學期，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資在九龍深水埔桂林街61—65號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錢穆因此和學校監督商量，打算將學校改為日校。學校監督卻告知錢穆，亞洲文商夜校是他創辦，不打算改作日校，也不愿意將校名相讓。錢穆在學校監督的建議下向香港教育司申請立案另創一校，而此時崔書琴也被邀請去了臺北，新校遂由錢穆一人主持。學校遷往桂林街新校舍之后，正式更名為“新亞書院”。吳俊升、任泰、梁寒操、楊汝梅、劉百閔、羅香林等人陸續加入新亞書院。作為當時香港唯一大學的香港大學，其中文系的教師陣容也遠不能比，新亞書院因此受到香港教育司重視。新亞書院又另外組織了董事會，請錢穆在華僑大學的同事趙冰出任董事長，同時也在學校上課。3月25日，新亞書院發布了由錢穆撰寫的《招生簡章》。該簡章將新亞書院旨趣概括為“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在課程方面，“主張先重通識，再求專長”；而教學則“側重訓練學生以自學之精神與方法”。隨著新亞各項事宜的開展，由于王岳峰的經濟能力有限，在為新亞書院租來一所新校舍，又維持了書院前一兩個月的日常開銷之后，就無法繼續供給下去了。此時的新亞書院資金短缺，關心新亞書院的人希望錢穆外出尋求經濟支援。同年冬，錢穆在新亞全校的力促下乘飛機抵達臺北，并在張其昀的陪同下趕赴士林官邸，出席蔣介石的午餐宴請。雖然錢穆沒有直言相告新亞面臨的困境，但由于居正的協助，錢穆此行最終還是籌得了“總統府”款項。1950年之后，隨著蔣介石在臺政務與各項文化建設逐漸展開，錢穆每年還會受邀到臺灣演說或與蔣介石小敘，傳授中國文化與歷史精神。而且宋美齡、蔣經國多會招待，同時蔣介石指示臺灣行政當局每月撥給港幣3000元，供新亞紓解資金困境，前后達4年。錢穆曾考慮在臺興辦新亞書院分校，但因未獲國民黨支持而不了了之。1953年，錢穆創立新亞研究所并擔任所長。當時孫鼎宸舉家來到香港，每周必出席新亞書院的學術講座，在錢穆的指點下每次必錄。因其記錄詳盡，記錄記錄，歷次講稿被編為《新亞學術講座》。孫鼎宸入所學習，遵循錢穆的囑托編《中國兵制史》一書，為新亞研究所的學生出的第一部書。因此錢穆得以獲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55年，哈佛燕京學社來信邀請新亞書院選派一位年輕教師前往哈佛大學訪問學習，新亞書院就以助教名義將剛剛留在研究所作研究生的余英時派送前往，這是新亞研究所派赴國外留學的第一人。余英時在哈佛大學訪問學習一年期滿之后又獲許延長一年，之后又加入哈佛研究院師從楊聯陞教授攻讀博士學位。1956年，錢穆為新亞書院爭取到美國方面每年2.5萬美元的補助，徹底解除了新亞書院的經濟危機。1957年2月，在錢穆的努力下，新亞書院藝術專修科正式開辦。1959年秋，在錢穆奔走下，雅禮協會又增加協款，在新亞書院正式添設藝術系。1960年，錢穆應邀講學于美國耶魯大學，課余撰《論語新解》，獲頒贈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后去哥倫比亞大學為“丁龍講座”作演講。在美國停留七個月后，他應邀去英國訪問，參觀了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從英國到法國、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孫鼎宸岳母辭世，錢穆登門吊唁。
創港中大
1963年，香港政府意圖在香港大學之外另外再成立一所大學，首先選定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作為基本學院。對于此一動議，崇基與聯合均表同意，而新亞的教師則多持異見。關于此事，錢穆為學生前途和新亞同人生計考慮，傾向于加入新大學。在錢穆支持下，香港政府特意從倫敦聘來富爾敦與三所學校進行磋商。關于首任校長人選，錢穆堅持認為應當由中國人擔任，而富爾敦則認為應當由英國人擔任，再由中國人繼任，并認為這樣安排比較切合實際情勢。在錢穆的建議下，校名最終被定為“香港中文大學”。錢穆還堅持香港中文大學應以發揚中國文化、以中文為授課語言，對港中大的發展方向貢獻良多。當年新亞在三座書院中名聲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錢穆提出的所有條件，幾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長由中國人擔任，校名定為“中文大學”，他還與富爾敦約定，新亞研究所將成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并寫入新大學創建法規中。但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后，校長李卓敏與錢穆的辦學理念發生了明顯分歧。錢穆一心想將西洋文化融入中國文化，辦一所特殊的中文大學；而李卓敏則要辦一個普通的中文大學。李卓敏到任后，新亞、崇基、聯合三院院長每周開一次聯席會議，如果遇到意見分歧，便舉手表決，當場通過，沒有機會再議。錢穆再也不能延續他秉持的“新亞精神”，再加上成員背景復雜，各方制衡，在一次次聯席會議上，他離自己的辦學理想，越來越遠，一時引發議論。加之錢穆專心致力于學術研究，而唐君毅和副院長吳俊升等人一門心思拉幫結派排擠錢穆，錢穆自從新亞書院決定參加新大學便萌生的去意更加強烈。大學既成半年之后，錢穆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趙冰董事長，趙冰同意錢穆于1964年夏辭去新亞書院院長職務，但新亞董事會鑒于錢穆為新亞書院所作突出貢獻，讓錢穆在1965年正式辭職，1965年剩下的時間則為錢穆的休假之年。1965年6月，錢穆正式辭去新亞書院校長之職，應聘馬來亞大學任教。結束在香港辦學16年的生涯。
寓臺著述
1967年9月28日，錢穆以歸國學人身份和胡美琦應蔣介石之邀，自港返臺，定居臺北，住金山街。1968年，錢穆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7月遷至外雙溪蔣中正所贈庭園小樓，錢穆將自己的住所命名為“素書樓”以紀念自己的母親，便在自家客廳開設每周一課，每次可容納四五十人，直到91歲高齡，18年書聲不輟。學生中常常五代同堂，共聆教益。除講學之外，錢穆每天堅持散步、讀書、寫稿，在這里完成了《中華文化十二講》、《孔子與論語》、《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等著述。1969年，錢穆應張其昀之邀任中國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又應蔣復璁之約，任臺北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1977年冬，錢穆的胃痛加劇。1978年春，錢穆患黃斑變性癥，雙目失明。他抱病赴港任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主講人。講稿結集為《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一書。1979年，錢穆赴港出席新亞書院三十周年紀念會。1980年夏，錢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與闊別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陸的三子（錢拙、錢行、錢遜）一女（錢輝）相見。次年再到香港與長女（錢易）、長侄（錢偉長）相見。1986年6月9日下午，錢穆在素書樓上其告別杏壇的最后一課。消息傳出，聽者云集素書樓，里面有他以前北京大學的學生和舊日新亞書院的學生，東吳大學歷史系系主任也帶著十幾位學生趕來旁聽，臺灣政界要人宋楚瑜也慕名前來齡聽。錢穆正式結束了他自1912年即已開始的從教生涯。20日晚，臺灣“行政院”為錢穆舉行榮休紀念會并贈予錢穆“鴻儒碩望”鏡屏，“教育部”贈予“一代儒宗”的賀匾。12月14日，錢穆被特聘為“總統府資政”。1989年，錢穆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四十周年紀念會。
晚年風波
1988年5月12日，時任“立法委員”陳水扁及臺北市議員周伯倫質詢政府財產“既無租約，又不付租”，遭錢穆不當占用的事情，要求錢穆搬家，改設立紀念館，要求收回。在經過詳細調查之后，臺北市工務局指出，錢穆所居住的房舍系向臺北市政府借用，依照規定，此項借用完全合法，錢穆可使用此住宅至1992年1月24日，“素書樓風波”因此才暫告一段落。同年11月，錢穆患有重病，兩個月不能起床不能正常飲食。錢穆任教于清華大學的長女錢易，當時正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荷蘭從事研究工作，便申請赴臺。次月，錢易卻因“人大代表”身份及早年加入“共青團”的事，被指涉嫌參與叛亂組織，臺灣“最高法院”甚至為此發出了傳票，著令錢易依期出庭應訊。錢穆本著“君子不立危墻”的古訓，讓錢易在接到傳票之前，提前兩天乘飛機離開了臺北。1989年8月，“總統府資政”高玉樹應邀在民進黨臨時大會上致詞時，為其居所糾紛大發牢騷，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不滿地指出：同樣是“總統府資政”，何以錢穆被當成國寶，而他卻被掃地出門？此一番話，在剛剛平靜下來的素書樓里又掀起了一陣波瀾。對于高玉樹的指責，錢穆除去信《中國時報》澄清之外，還另函“總統府”，表明了將提前遷出的意愿。1990年5月，臺灣政界再起爭斗，臺北市“議會”的一些“議員”抨擊素書樓為“非法修建”，要“限期收回”。其實素書樓是由臺灣“總統府”向臺北市當局借用，并由“行政院”核可，按租按規定，到1991年才期滿，而且注明在期滿后有權利可以續約再住下去。為了避免“享受特權”的誤解，1990年6月1日，錢穆毅然搬出居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素書樓，遷入臺北市區杭州南路自置寓所。8月30日上午9點15分，錢穆在臺北杭州南路寓所里無疾而終，享年96歲。
個人生活情感生活
第一位妻子是無錫后宅鄒氏，1928年去世，嬰兒夭折。第二位妻子叫張一貫，1929年在蘇州與錢穆成婚。張一貫是一位知識女性，畢業于蘇州女子師范學校，曾做過蘇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學校長。她為錢家生有三子二女（錢拙、錢行、錢遜、錢易、錢輝）。抗戰時錢穆流轉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廣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點為學“棄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張一貫一手帶大。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廈門大學教育系讀書一年，1949年來香港，在新亞書院求學，成為錢穆的學生。1950年暑期，胡家遷居臺北，不久她也去了臺灣，在臺中師范學校（今臺中師范學院）圖書館任職。新亞書院創辦之初，為了籌集辦學經費，錢穆常常奔走在香港與臺北之間。1952年4月16日，錢穆應舊友朱家驊的邀請，在淡江文理學院新落成的大樓驚聲堂為臺北聯合國中國同志學會作演講。講演完畢完畢然屋頂塌陷，水泥塊直擊他的頭部，他頭破血流，幾乎喪命。此后數月，錢穆一直在臺中存德巷養病，得到了當時在臺中師范學校圖書館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顧，這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滿姻緣打下了伏筆。1952年秋，胡美琦進入臺北師范學院教育系學習，畢業后來香港。1956年1月30日，胡美琦與錢穆結為夫婦。錢穆的《師友雜憶》中有這樣一則記錄，錢穆稱錢基博為叔父，而錢基博則命兒子錢鐘書也稱錢穆為叔父。錢偉長是錢穆長兄錢摯之長子，錢穆的親侄，錢偉長的名字即出于錢穆之口。
學脈
錢穆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云集，余英時、嚴耕望、李埏、戴景賢等人皆出門下。著名物理學家錢偉長是他的侄子，幼年時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
健康狀況
1977年冬，胃痛甚劇，次春患黃斑變性癥，雙目失明。1990年，發生素書樓事件，錢穆搬離素書樓。同年8月30日于杭州南路寓所過世。1992年1月，錢夫人捧先生靈灰歸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