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洛陽最多的是竹子，竹園星羅棋布。光是竹筍、竹竿的盈利，每年就不下十余萬緡錢，等于坐得千戶侯的利祿，其收入不在富庶的渭川流域之下。但是，竹園里打堰灌水，養土施肥，育苗選材，修剪培養等工作，都必須嚴謹細致，認真從事。在竹林深處的空地上，家家有精巧雅致的亭舍，客人要想游賞，都可以坐小轎，徑直而人，不必事先征得主人的同意，主人亦不在意，對此不會感到奇怪和發出責難。因此，洛陽種竹賞竹的風俗也出名了，都把它當作一件好事。

　　壬申年秋天，官府紛紛率人拿著鐮刀斧頭，不論是公家的，還是私人的，竹林的主人是誰，一律砍伐，不伐盡不止。西京留守發出嚴令：敢隱瞞絲毫的即為私藏，將按照不服從官家急需治罪，當官的被看作是對朝廷的怠惰不敬，當百姓的則被看作是叛逆不道。這樣一來，數日以后，土地荒蕪了，竹園光禿了。老百姓的臉上卻看不到一點吝惜的神情，由此可知，洛陽的百姓是急供朝廷所需的。

　　唉，古時砍伐山木，交納木材蘆葦，只是把地產的好東西，送到官府，以準備充當一定的用途。不供給就叫做叛逆犯上，不按時令砍伐征收，就叫做隨意糟蹋。現在大宋王朝疆域廣大，賦稅收入積聚眾多；皇上更是一心一意地節儉，并沒有大興宮室、盛設園圃的奢侈之心。官府中積累的材料物資，無不是余裕漫溢，甚至于都被蠹蝕腐朽了。可是，一遇到意外之事，卻又沒有限度的搜斂刮取，也許是塑像修廟超過了限度吧！古書上不是說過：“不要做無益的事來損害有益的事嗎？”還說過：“君子應當節約用度，愛惜人民。”皇上和各部門的官吏們應當每天早晚都要考慮到這些，堅守職責的道義，千萬不可忽視。以此類推而擴展開來，伐竹則如同是一樁小事了。

注釋

戕（qiāng）：砍伐。

樊（fán）圃（pǔ）：竹園。棋錯：星羅棋布，多的意思。

籜（tuò）：包著的竹筍的皮。榯（shí）筍：豎立的竹筍。榯，直立。

緡（mín）：原指穿銅錢用的繩子，這里指用繩子穿連成串的銅錢，每緡一千文，即一貫錢。

渭川：指渭水流域。《史記·貨殖列傳》：“渭川千畝竹，……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庸：通“墉”，水堰。

簡歷：選擇。芟（shān）：刪除，修剪。

虧蔽：指竹林深處遮蔽的空地。

腰輿（yú）：古代的一種便轎。

辟疆：顧辟疆。《晉書·王獻之傳》：“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人。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而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這里代指竹園所有者。

壬申：即北宋明道元年（年）。

亡（wú）：通“無”，不論。

桴（fú）：鼓槌，這里作動詞用，指砍伐。

守都：這里指河南府治洛陽的主管官，即西京留守。

服王官：指做官的。慢：怠慢。

齒王民：指做百姓的。悖：叛逆。

榛（zhēn）：荒蕪。

畔廢：叛逆。畔，通“叛”。

暴殄（tiǎn）：殘害滅絕，任意糟蹋。

土宇：土地和屋宅。廣斥：廣闊的鹽堿地。此句意為宋朝疆域廣大。

委疊：積聚眾多。

“非有”句：意為皇上并沒有大建宮室、盛設園圃的奢侈之心。

縣官：指政府、朝廷。古稱天子所居之地為縣，即王畿。

無藝：沒有限度。

意者：推測之詞。營飾：營造修建。征用材料的目的是修復宮殿。作者這里說營飾像廟，是委婉之詞。過差：超過限度。

“不作”句：不做以無益的事情來妨害有益的事情。語出《尚書·旅獒》。

“君子”句：君子應節約費用，愛護人民。語出《論語·學而》。

守官與道：這里意謂堅守職責和道義。《左傳·昭公二十二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戕竹記》作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當時歐陽修在洛陽任西京留守推官。當年八月，開封內廷火災，燒毀了崇德、長春、滋福等八殿。宰相呂夷簡負責修葺工作，洛陽的竹林遂為之洗劫一空。歐陽修對這種不問實際需要而橫征暴斂的做法十分不滿，于是寫了這篇文章。

　　文章從題前落筆，先寫洛竹之利，養竹之艱，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簡意賅，生動而具體地展現了洛陽竹林既有巨大的經濟價值，又有極高的觀賞價值。這就為“戕竹”——一場災難的到來，作了有力的鋪墊和反襯。

　　第二段正面寫“戕竹”。先點時間：“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著就寫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長而短，由散而整，用辭斬截，音節急促，將“戕竹”的來勢之猛，行動之快，渲染得令人難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來頭，原來是“守都”有令。如此層層邀功，個個賣力，不幾天，“樊圃棋錯”的竹林，便變成處處“地榛園禿”。而百姓卻沒有一絲吝惜之情流露于顏面，確實耐人尋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現百姓的可憐、可悲，因為他們不僅在物質上作了慘重而無益的犧牲，而且在感情上還遭到一番極大的欺騙和愚弄，則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嗇色少見于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實在是意味深長的一筆。

　　作者寫過“戕竹”之后，引古證今，加以議論，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節。首先指出“伐山林，納材葦”的目的是“以經于用”。在這個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謂之畔廢”，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時間采伐聚斂，則“謂之暴殄”，更何況不“經于用”呢！宋朝疆域遼闊，年年賦斂之物積聚甚多，而仁宗亦無大建宮室園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長期積壓的各種材料，無不聽其朽爛。但是盡管如此，只要有一點意外情況，還是一不問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問時間是否合適，便打著“與公上急病”的旗號，層層加碼，斂取無度，“不竭不止”，結果所取又超過所需，自然又是堆積腐爛。“《書》不云”兩句，以正面的教誨之詞，婉轉而尖銳地批評了上述行為，恰恰是以“無益”于民之舉（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無“節用愛人”之心顯而易見。由記事而評論，最后上升到為官之道。至此，事已記過，理也說透，文章似乎可以結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發——“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奇峰突起，境界大開。原來“戕竹”一事，只不過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鏡子。大千世界，古往今來，還有無數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點睛結穴，戛然而止，是所謂實處還虛。

　　文章在藝術手法上采用了前敘后議的方式，前兩段鋪敘，筆力簡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與第二段的丑的對照，則后一段議論，筆鋒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現出美被丑破壞的痛心，從而濫砍濫伐竹子乃至推而廣之的一系列害民之舉皆令世人共討之。作者雖然在議論時顧及到最高統治者，但言辭之中柔中有剛，諫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過一番敘述與議論，則十分具有說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經典《尚書》中的有關議論來增強自己文章的說服力，也是很有見地的。因為他的文章是給當朝皇帝和權貴們看的，作為當時地位卑微的作者來說，恐怕人微言輕，不若搬出祖訓來，以使自己的觀點更有說服力。這也正是作者的聰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