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濕紅箋怨別離。”別后重逢，有太多的興奮，亦有無限的情思。面對眼前盛開的牡丹花，卻從去年與牡丹的分離落墨，把人世間的深情厚意濃縮在別后重逢的特定場景之中。“紅箋”，當指薛濤紙，是詩人創制的深紅小箋。“淚濕紅箋”句，詩人自己進入了角色，讀來親切感人。

　　“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有武陵期？”化牡丹為情人，筆觸細膩而傳神。“巫峽散”承上文的怨別離，拈來宋玉《高唐賦》中楚懷王和巫山神女夢中幽會的故事，給花人之戀抹上夢幻迷離的色彩：擔心與情人的離別會象巫山云雨那樣一散而不復聚，望眼欲穿而感到失望。在極度失望之中，突然不期而遇，更使人感到再度相逢的難得和喜悅。詩人把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武陵漁人意外地發現桃花源仙境和傳說中劉晨、阮肇遇仙女的故事捏合在一起（唐人把武陵和劉晨、阮肇遇仙女的故事聯系在一起，見《全唐詩》卷六九O王渙《惘悵詩》），給花人相逢罩上神仙奇遇的面紗，帶來了驚喜欲狂的興奮。兩句妙于用典，變化多端，曲折盡致。

　　“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兩句既以“馨香”、“不語”射牡丹花的特點，又以“傳情”、“彼此知”關照前文，行文顯而不露，含而不澀。花以馨香傳情，人以信義見著。花與人相通，人與花同感，所以“不語還應彼此知。”

　　以上六句寫盡詩人與牡丹的戀情，末兩句，將詩情推向高潮：“只欲欄邊安枕席，夜深閑共說相思。”“安枕席”于欄邊，如對故人抵足而臥，情同山海。深夜說相思，見其相思之渴，相慕之深。這兩句想得新奇，寫得透徹。

　　此詩將牡丹擬人化，用向情人傾訴衷腸的口吻來寫，新穎別致，親切感人，自有一種醉人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