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元至元十四年十一月一日（1277年11月27日），雖時值初冬，但婺州義烏稠城，天氣晴和，陽光燦爛，顯得格外溫暖。清澈澄碧的繡湖之水，在日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輕風掠過湖面，又泛起層層漣漪。就在這冬暖如春的美好日子里，一男嬰在繡湖之畔的院落里呱呱墜地，全家人歡欣不已。他，就是后來名垂史冊的元代“儒林四杰”之一、著名史官、璀璨耀眼的一代文星黃溍。

　　黃溍之父黃鑄，母童氏。先祖黃中輔，傳承其舅父宗澤的精神，剛正耿直，正氣凜然，為南宋有口皆碑的志士。據《文獻公全集》補遺卷之十一《桂隱先生小傳》所載，南宋紹興中期，秦檜篡權柄國，在和議達成之后，他每日里驅使文人墨客吟詩作賦，以歌頌所謂“太平中興”之美。倘若有人說“奸臣當道”，就立即捕之殺之，士大夫中的不少人害怕得縮進了頭。但黃中輔高風亮節，奮不顧身，憤然作樂府詩題寫太平樓。詩日：“快磨三尺劍，欲斬佞臣頭。”他這一勇敢之舉，險遭不測之禍，但也被人們傳為美談。秦檜死后，過了一些年，朝廷將授官黃中輔，但他未受命就去世了。

　　黃溍生性聰穎，天資絕人，且相貌俊秀，得人喜愛。他從小就循規蹈矩，好學不倦，孜孜以求，平日里無事決不隨便出門玩耍。先生教授的《詩經》、《尚書》，過目不忘，熟讀成誦。他學習寫作，長進很快，幾百字的文章，一揮而就。久而久之，黃溍的文章在當地出了名，并不斷傳揚開去。

　　一日，13歲的黃溍所寫的《吊諸葛武侯辭》一文，被學問淵博的山南先生看到了。他細細閱讀后，倍加贊嘆，說：“我們義烏，當今以文辭著稱者，唯喻良能、喻良弼兄弟倆（官塘鄉喻宅人）。這孩子稍加培植，不就可以和兩喻相匹比了嗎？”這位山南先生，原名劉應龜，義烏青巖劉人，曾任月泉書院山長、杭州學正，宋末隱居石門山。于是，山南先生就收黃溍為學生，傳道授業，使他長進不少。

　　20歲時，黃溍游學杭州，受教于南宋的遺老巨公和一些飽學之士。這時，風華正茂的黃溍，猶如遨游在知識的海洋，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益聞近世文獻”。

　　從杭州回到義烏后，黃溍詩興勃發，遂與隱居浦江仙華山的詩人方鳳交游，吟詩作賦，互相唱和。在共同的愛好和志趣中，他們互相切磋，互相啟發，既增進了學問，也增進了友誼，當然也寫下了不少美麗的詩篇。

　　50余年后，黃溍還寫下不少詩篇，懷念已逝的方先生。

　　當時，“以文名于四方”的黃溍，淡泊名利，“絕無仕進意”。但不少了解他的友人卻竭力薦舉，希望他出仕為國出力。元大德五年（1301），25歲的黃溍，被舉為教官。兩年后，又舉為憲吏。可是不久，黃溍仍退隱于家，沉湎于寫詩作文。

　　步入官場

　　元延佑元年（1314），朝廷恢復了貢舉之法，以便選拔延攬人才。對早就出了名的黃溍，縣吏就催促他參加考試。當年，省試《太極賦》，黃溍以楚聲為之，詞作擺脫陳言，卓然不凡，成為試場中的上乘之作，被人傳誦。翌年（1315），滿腹經綸、才氣橫溢的黃溍廷試中選。但讀卷官以黃溍“詞近激”為由，張榜時僅為三甲末第，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5月25日），授官臺州路寧海縣丞。

　　寧海縣，位于浙東沿海，瀕臨鹽場，鹽業興旺。可是，一些鹽戶有恃無恐，以為他們不隸屬于縣衙門，因而不受管束，肆意妄為，殘害百姓。而當地的一些官吏受這些鹽戶的賄賂收買，也不主持公道，聽之任之，使得這股惡勢力更加肆無忌憚，橫暴尤甚。

　　黃溍到任后，察訪社情民意，見此情景，深惡痛疾，并毫不遲疑，對為非作歹者一律繩之以法，絕不寬容。此時，黃溍的下屬官吏，有的憂心忡忡，深怕受到報復，因此，就小心翼翼地告訴黃溍說：“這伙人背后有人撐腰，惹不得！”這勸說當然出于好心，認為黃溍初來乍到，還是明哲保身要緊。可黃溍沒有卻步，他斬釘截鐵似的回答道：“官可以不當，百姓的事不能不管。”他仍然執法如山，對地方惡霸嚴懲不貸。幾經努力，惡焰漸消，百姓終得安寧。

　　在懲治這些害人蟲的嚴峻斗爭中，有許多動人的故事。有一后母與一和尚通奸，并用毒藥謀死親夫，反誣被親夫的前子所殺，而前子將被定罪。聽了前子的叫屈聲，黃溍脫下官服，打扮成平民，深入暗訪，查明實情，終于使案情真相大白。冤案昭雪，好人得救，兇手受懲，全縣百姓拍手稱快，莫不嘆服，對黃溍欽敬不已。

　　當時，寧海縣內還有一些惡少參加盜竊集團，圖謀搶劫，縣衙得到舉報，懸賞緝拿。可地方上的大姓豪強，為了謀取賞格，不憑證據，胡亂舉報，并據此抓來一批“嫌疑犯”。但由于沒有真憑實據，遠難斷案，致使久拖不決。黃溍為此多方調查，一一細細審理，公正斷案，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縱壞人，其間被免除死刑的就有10余人。

　　朝廷派大員到各地考察，得知黃溍既能干又清廉，政績顯著，便提升他為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石堰西場監運，并委以整頓吏治。黃溍任勞任怨，秉公辦事，懲治了鹽場不法之亭戶。這一來，紀綱大振，百姓信服，鹽場為之一清。

　　延佑六年（1319），黃溍改任紹興路諸暨州判官，后又奉省撤監稅杭州。當時的諸暨，“其俗素稱難治”，積弊深重，棘手難題較多。黃溍到任后，一不畏難，二不大意，審時度勢，對癥下藥，重點擊破，終于變難治為易治。

　　官府巡海船，按照慣例，三年就得更新，費用由官府支出，但不敷之數，須由百姓補足。于是，一些貪官借機向百姓伸手斂財，以多收少付的辦法，中飽私囊。對這一敲詐老百姓的陋政，黃溍變革向例，節省開支，杜絕貪污，把多余的錢退還給老百姓，從而減輕了人民負擔。百姓領了這筆退還的錢，歡呼聲不斷，稱黃溍是清官。

　　當時，還有一些不法之徒，互相勾結，以偽鈔擾亂社會，脅攘民財。而一些地方官吏又任其欺詐，不管不聞。這些不法之徒就更加膽大妄為，致使偽鈔泛濫成災，殃及鄰近的新昌、天臺、寧海、東陽等縣，株連數百家，百姓遭害，情景很慘。府長官令黃溍查處此事。黃溍通過查問，明白了真相，掌握了充分的證據，使得有關人員低頭認罪。瀆職的官吏被除名，不法之徒受到了懲罰，那些無辜被株連者也得到解脫，老百姓也不再受偽鈔的禍害了。可其間有一個“捕盜卒”，暗地把偽鈔藏匿良民家，而后又向官府“揭發檢舉”，并糾集近百個惡少手持棍棒，沖向這良民家搜查，氣勢洶洶，企圖大敲竹杠，以發橫財。此時，正好黃溍下鄉后回城，同這伙人相遇于郊野。黃溍見此情景，頓生疑竇，他便反問道：“州府弓卒定額僅30名，哪來這許多人？”“捕盜卒”瞠目結舌，無言以對。黃溍便喝令“縛送子州！”這群惡少見勢不妙，慌忙作鳥獸散。這良民終于免遭了一場災禍。

　　有一盜賊被關在錢塘縣獄內，可他賊心不死，暗中勾結一游民，指使這游民賄賂收買了獄吏，于是，獄吏便私下放了這盜賊。而這獄吏利令智昏，又如法炮制了假文告，并打發這盜賊做向導，先后逮捕了20余人，以此威脅百姓，索取錢財。黃溍得知這一情況，深入察訪，掌握了全部實情。他就召見了這獄吏，并理正詞嚴地告訴他：“緝捕盜賊，應當慎重對待，認真商議。”他又嚴厲地指出，今天手持這文書的人，又不是本州州民，情況更是可疑。為查清實情，黃溍命手下人將獄吏、剛放出的盜賊以及剛被抓來的20余人，全部套上枷鎖，送往錢塘縣獄。后經縣獄審理，受冤枉被抓的20余名普通百姓全部釋放，獄吏和那盜賊得到了懲罰。那20余名無辜百姓感激涕零，把黃溍奉若神明。

　　黃溍任州縣官，歷時20余年。他始終以“父母官”自律，體恤民間疾苦，躬身為百姓辦事。平日，唯以清白為始，除奉給之外，不收受任何非分錢財。他常常因生活費用欠缺而變賣家產，以資彌補。他如此一絲不茍，兩袖清風，而又政績卓異，嘉惠地方，難怪深受百姓的愛戴和稱頌了。

　　與高則誠關系

　　作為黃溍的得意門生、元末著名文學家、后為“明代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曾經這樣記述人們爭先誦讀先生黃溍詩文的情景：“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于庭，力麾而不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登門求教者，實在是絡繹不絕。

　　寫了《琵琶記》的元代杰出戲曲作家高則誠，永嘉瑞安人。他不辭遠道跋涉，慕名前來義烏拜黃溍為師。耳濡目染，高則誠在創作思想上，受黃溍影響很深。只是高則誠自有志趣，嗜讀雜書，喜交民間藝人，搜集民間傳說故事，對儒家經典卻不太專注用心。黃溍認為這是舍本逐末，不利造就，于是，諄諄誡勉，要他正道直行。但高則誠性之所好，難易改變，因此，學習未屆期滿，就告辭歸去。離開那天，高則誠起了個大早，匆匆上路。黃溍上樓走進高則誠居室，但見人去樓空，惘然若有所失。正惆悵間，忽見壁櫥上遺有高則誠文稿，拿過一看，是《琵琶記》劇本草稿。黃溍初初翻閱，見那文詞淹博，意義精工，讀了大為驚奇，連連驚嘆，日：“奇才，奇才！”黃溍愛才心切，急忙偕一書僮，上路追趕高則誠。

　　路上，天忽然下起雨來，黃溍也不停步。走到東陽南桃巖之后，見有一涼亭。黃溍偕書僮進去，正好見高則誠也在此躲雨。黃溍非常高興，即遣書僮去附近小店買來酒菜，為之餞行。師生雖借著涼亭石凳對飲，但倆人興奮異常，格外痛快。黃溍惜才如命，更是親自斟酒。他還三次舉杯，一為高則誠的才華橫溢干杯，二為《琵琶記》的詞情并茂干杯，三為預祝高則誠的更大成就干杯！雨霧天晴，斜陽下師生依依握別。

　　據傳，這涼亭古名“峰回亭”，俗稱“山背亭”。自黃溍在此餞別高則誠的故事發生后，乃改稱為“三杯亭”，寄寓三次干杯而別。此為后人傳作佳話。

　　編修史書

　　至順二年（1331），黃溍應召進京入朝，調任翰林應奉、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后升翰林直學士，斷斷續續共20年。

　　至正元年（1341），黃溍任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1343），朝廷命黃溍編修遼、金、宋三史，但因母親病故未赴。守孝滿后，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

　　至正六年（1346），中書右丞相朵爾直班和中書左丞相太平力薦，黃溍拜為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至正八年（1348），黃溍官升侍講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事。這一年，他受命編修《后妃功臣列傳》，為總裁官。黃溍學生王袆就在史館中，侍奉老師，白天共討論，同執筆；晚上則聯榻擁衾，共同探討史學精蘊。黃溍憑著他卓越的史才、豐富的史識，特別是高尚的史德，秉承《春秋》筆法，裁定國史尊重史實，從不曲意奉迎，務使成為信史，真可謂是“筆削無所阿，史書留人間”。

　　黃溍為知制誥時，揮動如椽大筆，奉圣旨起草國家大詔令、大制作，以及記述勛賢者的銘文。當時，朝廷內像黃沿這樣的大手筆，不過二三人，因此，特別受到器重。于是，四海之內，上門求文拜師者絡繹不絕。

　　黃溍還為經筵官，走上了“御前講席”，給皇帝講解經史。元順帝曾對朵爾直班說：“文臣年老，黃溍正宜在朕左右。”他博學多才，精通歷史，講述為民治國安邦之道，鞭辟入里，皇上聽得如醉如癡，深得教益。皇上高興地對他說，卿竭其誠智，為寡人開導治國之道，實在得益匪淺。皇上為此曾多次以金織紋緞獎賞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黃溍在講授中，總是以歷史為鑒，運用歷史上興衰的生動事例，陳述仁民愛物之道理。這無異給皇上敲起了警鐘，勸導他實施仁政。就這樣，黃溍在朝時，先后給皇上授課32次，這在經筵官中是很少有的。

　　元代設立國子學，為當時官立最高學府。國子博士，即國子學的教授官。黃溍為國子博士，給弟子授課，從來沒有以師道自尊，擺先生架子，弟子們也深感他平易近人，有如對待同輩朋友。當時，國子學想要增設“禮殿配位”四個。依禮大臣配位當坐東朝西。而學官中有人提議，座位應左右分置，以分高下。對此，同列不敢提出異議，而黃溍獨一人出面，制止了此事，終于沒有左右分坐。在這樣寬松和諧的師生關系中，前來求學的弟子們都懷著更加恭敬的心情，發奮學習，其中不少人學業有成，進入仕途，成為當代的名人。如宋濂、王袆、傅爍、金涓、朱廉、傅藻，都是黃溍的門生。

　　黃溍還曾三度出任浙江等省的鄉試主考官，又奉旨為廷試讀卷官。不論是在鄉試考舉人中，還是在廷試考進士中，黃溍都以伯樂之心，慧眼識才，努力甄拔后學。

　　黃溍為人正直，為官清廉。他在京師斷斷續續20年，始終鐵骨柔腸，挺立朝廷。他“足不登巨公勢家之門”，不攀附權勢，不阿諛顯貴，光明磊落，一身正氣。當時才德之士，莫不欽佩，異口同聲稱贊他道：“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塵不染。”

　　黃溍精通儒學，也奉行儒教。他特別孝順父母，拳拳之心始終如一。他67歲時，還不到引退年齡，但他時時想到在老家的年邁的母親，就迫不及待地向皇上呈上了納福侍親的請求，并徑自南下還鄉。至正九年（1349）四月，黃溍再次向皇上遞呈奏章，請求辭官還鄉，不等圣旨下來，他又徑自而行。皇上聞此，立即派遣人馬追趕，一直追到武林驛（今浙江杭州），終于把黃溍請回京師，并官復原位。

　　晚年，黃溍更篤于孝道。每月初一、十五，不論酷暑嚴寒，必去瞻拜先人之墓。他還竭力搜集先世遺文，并精心研讀，補綴成篇。

　　宏篇流芳

　　至正十年（1350）四月，黃溍年已七十有四，終于告老還鄉。他南歸故里后，悠然生活在稠州鄉村田野間。但他依然勤治學，嚴修身，到老不懈怠，尤其是吟詩作賦，意趣不減當年。他“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間所作之《秋懷五首》，借景抒情，表達了黃溍遲暮之年的心情，也反映出憂國憂民的情懷：

　　天末云猶去，山中歲欲徂。周流吾道在，嘆息古人無。

　　歸隱田居

　　歸隱而置身民間的黃溍，對百姓的生活耳聞目睹，有著深切感受。“風雨仍搖落，江山且滯留”。這是對元朝后期社會現實的真實寫照。當時，統治階級昏庸腐敗，民族矛盾激化，階級壓迫和剝削加劇，社會經濟停滯不前，廣大人民過著悲慘的生活。黃溍雖然做過官，但他出污泥而不染，即使在退出官場以后，仍然關心國計民生，并以凝重沉郁的詩筆，抒發了他對世道的無限感慨。

　　黃溍為人操行孤潔，他的不少散文，如《上憲使書》，表現出作者介立不阿的性格。《柳立夫傳》頌揚了一位光明正直、不計酬勞、盡力救死扶傷的醫生。《賈論》描述商賈活動場所，百貨聚集，買賣交易，貨真價實，唯利是圖。這種市井之事，為土大夫所鄙賤，然而士大夫一個個“飾虛懷枵”以取得高官厚祿，不講真才實學，品行不如商賈。文章認為這是一種不公平的現象，其實貴人反不如賤人直心爽性。《說水贈蔣春卿》以水喻人，“持涓滴以相波瀾”。雖然大材小用，但總算付出一點自己的力量，不靠弄虛作假生活。此類散文針對現實，觸及了當時社會上的一些弊病。他有一篇《陸君實傳后敘》，記述陸秀夫、張世杰等人事跡甚詳，流露了對宋末忠臣義士憑吊之情，這在他的詩《過謝皋羽墓》、《有感》、《鳳凰山》、《宣和畫木石》中也都有所表現。

　　晚年生活

　　黃溍晚年心緒漸歸于平復，如他在《贈月江術士》詩中說：“坐閱人間六十年，始知我命不由大。千江一月無分照，枝北枝南影自偏。”人間不平事看多了，請命也無用，感慨甚深。

　　平時，黃溍平易近人，從不以高官自居，同時，也嚴以律己，絕不濫用自己的威望。親友如有非分之請托，他總是婉卻。一些貪鄙鉆營之徒，想通過他的薦引，謀取一官半職，他也是堅決拒絕，并告訴他們：“國家設置官爵，為的是選拔賢能，為國效力，為民造福，難道可以當作私產授受。而助長貪鄙者的利欲嗎？”有些庸俗之輩譏他不近人情，他只是一笑置之。

　　黃溍一生，仕途上并無多大崎嶇，但他沒有驕縱之氣，始終純樸坦率，從不故意做作。與他相交的人，也受到感染，“鄙吝頓消”。他生性剛烈，疾惡如仇，見到不平事，面對奸詐人，他便勃然大怒，好像弦急霆震，不稍寬容。但他又胸懷坦蕩，不抱成見。如果把不平事公正地解決了，奸詐者有所悔改了，轉瞬間他就煦如陽春。他生活儉樸異常，雖居高位，但從不奢靡，貴而能貧。日常生活，蕭然不異于平民。他清心寡欲，正當“強壯之年”歲時，“即獨榻于外，給事于左右者，二蒼頭（仆人）而已。”

　　至正十七年閏九月五日（1357年10月18日），黃溍逝于稠城繡湖畔自家住宅內，終年81歲。噩耗傳開，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朝廷追贈他為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并追封他為“江夏郡公”，謚“文獻”。學生宋濂、王袆、金涓、傅藻等，都來相治后事。是月十八日（10月31日），同先他一年而卒的夫人王氏合葬于縣城東北3華里的崇德鄉東野之原，在今賓王路南側，孝子祠附近。碑碣己不存，墓址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