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領袖

　　高攀龍是東林學派的精神領袖之一，與顧憲成兄弟創建了東林書院。

　　他在學術思想上的最大貢獻，在于提倡“治國平天下”的“有用之學”，反對王學（王守仁學派）末流的“空虛玄妙”之學。他認為“無用便是落空學問”，“立本正要致用”，把“治國平天下”看做是格物致知和個人道德修養的必然結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他畢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因此后人評價他“居與游無出乎家國天下”。

　　無論在朝在野，高攀龍時刻關注國家的命運，關心百心的生活。在邪惡面前捍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保持了崇高的氣節。他的思想與道德足以成為后世楷模。

詩文著作

　　高攀龍的詩文被稱為“立朝大節，不愧古人，發為文章，亦不事詞藻而品格自高”。著有《高子遺書》12卷，以及《周易易簡說》、《春秋孔義》、《正蒙釋》、《二程節錄》、《水居詩稿》、《毛詩集注》等書。

　　高攀龍的文章，平易流暢，素雅清遒。如記敘散文《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先生行狀》和《祭顧涇陽先生》，富有情感地講述了東林領袖顧憲成的生平事跡和為人品德。文中有：“先生于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坐臥，不知其他。四壁不堊庭草，不除帷帳，不飾一幾一榻，敝硯禿筆，終日儼然冥坐讀書，四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饑渴。”等句，素淡幾筆寫出一位清廉自守的正直士人形象。又如《薛文清公傳》，幾件小事即將薛文清公正廉明、的品格勾畫如生。高攀龍的游記雖不多，但也可見借景抒情的文筆功力。如《武林游記》中寫湖中雨景道：“是時雨絲陰蒙，水煙籠樹，遠山層疊，濃淡相間。內湖荷香襲人，游人歌吹與點點漁舟錯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讀文如觀畫。又如《三時記》描繪大姑灘的險急，栩栩如生，頗有深意。

　　高攀龍的詩歌，樸素自然，文字簡潔，恬淡中別有寄托，頗有陶淵明的風格。如《夏日閑居》中語句：

　　長夏此靜坐，終日無一言。

　　問君何所為？無事心自閑。

　　細雨漁舟歸，兒童喧樹間。

　　北風忽南來，落日在遠山。

　　顧此有好懷，酌酒遂陶然。

　　池中鷗飛去，兩兩復來還。

　　清幽的環境襯托出悠閑的情緒。《說詩晬語》曾給予評價：“萬歷以來，高景逸攀龍，歸季思子慕，五言淡雅清真，得陶公意趣。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沈德潛則稱高攀龍的詩是：“無心學陶，天趣自會”。

靜坐學說

　　高攀龍擔任行人職位時大量閱讀經典，但仍自感“讀書雖多，心得卻少”，于是改用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的方法涵養德性，此后幾十年從未間斷。

　　高攀龍的靜坐功夫造詣甚高。所謂靜坐以“平常”為要訣，“平常”即清靜自然：“以其清靜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靜中妄念即凈，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個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 高攀龍在著作《書靜坐說后》中又把理學的“主一”觀念引入靜坐論，認為“必收斂身心，以主于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如意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可見高攀龍的靜坐說也并非一味講靜，具有“以靜為主，動靜交養”的含意。

早年經歷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江蘇無錫人。祖父高靜成曾任浙江黃巖縣令，父親高繼成生有五個子女，高攀龍排行第二，后因高靜成的弟弟高靜逸無子而被過繼為嗣。

　　高攀龍自幼好讀書懂禮儀。萬歷十四年（1586年），無錫知縣李元沖聘請江右學派羅懋忠和顧憲成前來講學，高攀龍受其影響，開始潛心研究“程朱理學”，確定了治學方向。

　　萬歷十七年（1589年），高攀龍中進士。不久后高靜逸去世，高攀龍歸家為嗣父守孝三年。

初入官場

　　萬歷二十年（1592年），高攀龍服喪期滿，被朝廷任命為行人司行人，執掌傳圣旨、行冊封等禮儀性的事務。因平時工作比較清閑，高攀龍大量閱讀行人司中豐富藏書，深入鉆研二程和朱子著作，親手抄錄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讀書錄》，贊賞其“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的處世態度。高攀龍還編寫了《日省編》，將先朝大儒的語錄附在《大學》章句之下，作為初學者的指南。又將有關儒、釋差異的言論匯集成《崇正編》，以抵制王陽明“心學”所提倡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主張。

　　當時四川僉事張世則呈上自己著述的《大學初義》，詆毀程朱之學，并請求頒行天下。高攀龍極力反對，上疏駁其荒謬。這本書因而未能刊行。

貶官外放

　　這一時期，明神宗已長期不理政務，朝中黨派紛爭、宦官橫行，致使政務混亂，國力日衰。高攀龍隨即上《今日第一要務疏》，稱欲改變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勢，首先必須正本，其次要“除刑戮”、“舉朝講”、“用諫臣”、“發內帑”，革新政治。但奏疏被皇帝留中不發。

　　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等人被罷官，朝中議論多歸咎首輔王錫爵。高攀龍和御史袁可立上疏，指責王錫爵排斥異己，認為皇帝不應無故貶斥大臣，并斥責鄭材和楊應宿讒言誣陷，應予罷免。楊應宿則上疏彈劾高攀龍，言辭狂妄近乎荒誕。部院提請輕罰二人，神宗下旨貶高攀龍為廣東揭陽典史。

　　高攀龍自水路前往揭陽就任，在船上就訂立嚴規，要求自己靜心以涵養德性，不被外界干擾。到揭陽后，每日在官衙教授學徒，培養了不少學生。還四處察訪民情吏弊，懲治地方惡霸。高攀龍在揭陽停留的半年內結識了陸粹明及其老師蕭自麓等人，對其學術思想影響深遠。

歸家講學

　　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高攀龍在赴任七個月后以事假歸家，不久遭遇親人病故，于是不再出仕。此后在家鄉講學二十余年，雖有言官多次推薦，但皇帝并不理會。

　　高攀龍在漆湖之畔（今蠡湖東岸）建造一座“水居”，取名“可樓”，作為自己讀書靜坐的場所。除刻苦鉆研外，高攀龍還參與講學，很快成為一代儒學宗師。當時高攀龍與顧憲成志同道合，交誼頗深。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在常州知府和無錫知縣的支持下，高攀龍與顧憲成等人發起重建了東林書院，并每年舉行“東林大會”。初由顧憲成主持，萬歷四十年（1612年）顧憲成去世后改由高攀龍主持，直至天啟五年（1625年）書院被拆毀為止。當時朝野內外的士大夫無論認不認識他們本人，提起高、顧都是一致稱贊。

　　高攀龍在講學過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標準來評議朝政，裁量人物。當時許多與他們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紛至沓來。在朝的李三才、趙南星、鄒元標、楊漣等正直官員也與他們互通聲氣，遙相應和。東林書院實際上已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反對派對此十分忌恨，誣之為“東林黨”，污蔑他們是假借講學以結黨營私。

復起為官

　　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為明光宗。明光宗在位一月駕崩，長子朱由校即位，是為熹宗。

　　熹宗即位后，東林黨人因擁戴有功而重新崛起。高攀龍被任命為光祿寺丞，天啟元年（1621年）又進封為光祿少卿。天啟二年（1622年）正月，關外重鎮廣寧（今遼寧北鎮）失陷，明軍被迫退縮到山海關一線。消息傳來，朝野震驚，人心惶惶。高攀龍接連上書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國家瀕危的命運。他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強戰守之備，并推薦禮部右侍郎孫承宗擔任防御大臣，負責處理戰事。他的意見得到皇帝首肯。孫承宗也不負眾望，收復了廣寧和遼河以西的土地，邊境平靜了四年之久。

　　天啟二年（1622年）四月，高攀龍上疏追論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要求懲治鄭養性、李如楨、崔文升等人。奏疏上達，皇帝不悅而責備高攀龍多言，但最終仍將鄭養性譴歸原籍。

　　當時孫慎行以紅丸案指責前任首輔方從哲，高攀龍也引《春秋》典故歸罪方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為方從哲辯解，被高攀龍上疏嚴厲斥責。不久高攀龍被調任太常少卿，又上一道《恭陳圣明務學之要疏》，向熹宗闡明讀書的重要性。方從哲一派故意摘出疏中指責帝王不孝的言辭激怒熹宗，熹宗欲嚴懲高攀龍。葉向高極力挽救，才得以罰俸一年而作罷。

　　天啟二年（1622年）九月，高攀龍調任大理寺右少卿。十一月，升任太仆卿、刑部右侍郎。

　　天啟四年（1624年）八月，高攀龍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上《糾劾貪污御史疏》彈劾御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揚地區時貪贓枉法、鋪張浪費。吏部尚書趙南星經復查認為事實確鑿，提請將崔呈秀戍邊。崔呈秀得知后連夜投奔魏忠賢，認魏忠賢為義父。

　　此時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勢力日益擴張，控制了朝廷內外。東林黨人如楊漣等紛紛上書參劾魏忠賢，雙方爭斗進入白熱化階段。

被誣自盡

　　此時魏忠賢正借機大肆迫害東林黨人，稱高攀龍與趙南星結黨營私，皇帝下旨嚴厲斥責。不久后南京御史游鳳翔出任知府，攻擊高攀龍徇私、排擠同僚，高攀龍因而被罷黜。

　　高攀龍等人被罷官后，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控制了朝廷大權，編派了《縉紳便覽》、《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等黑名單，將不依附于自己的官員開列在內，予以打擊。

　　天啟五年（1625年）八月，魏忠賢矯旨，以東林書院為始將全國書院盡數拆毀。

　　天啟六年（1626年）二月，崔呈秀不甘心高攀龍僅被罷官，必欲除之。于是假造浙江稅監李實的奏本，誣告高攀龍、周起元等七人貪污，派遣緹騎前來抓捕。三月，高攀龍整冠束帶前去拜謁先賢楊時的祠堂。回家后與弟弟高士鶴及門生賞花于后花園池畔，談笑自如。此時有人前來稟告周順昌已被逮捕，高攀龍聞言神情泰然，笑說：“我本視死如歸”。歸家后與夫人談笑如常，沒有異樣。親筆書信交給兩個孫子，交代翌日遞給校官，而后閉門遣散諸孫。不多時高攀龍的兒子們（發覺異樣）前來探查，發覺高攀龍已自沉于池塘，時年六十四（虛歲六十五）。

　　子孫們打開高攀龍的信，乃是遺囑，上面寫著：“我雖被罷免官職，但過去曾是朝廷大臣。大臣不可以被侮辱，因為大臣被辱等同于國家受辱。我現在只有恭敬地面北叩首，以效仿屈原的遺愿。皇帝的恩澤未能報答，只愿來世再報。臣高攀龍絕筆。希望使者帶去這封信向皇上復命。”

　　高攀龍就死前曾致書同年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高子文集·答袁節寰中丞》）。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于筆端，從此袁可立這位力圖遠離黨爭的正直大臣走上了對抗閹黨的前臺，每議事與閹黨“數有所抵牾，欲自請外”（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天啟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可立抗疏道：“此非掛冠神武門時呼？”（《睢州志·袁可立傳》）。后來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魏忠賢從中作梗以自己的心腹劉廷元代替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天下兵馬大權二人一手握定。自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忠賢推戴之勢成矣。黃道周說：“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節寰袁公傳》）

身后追封

　　崇禎初年（1628年），朝廷為高攀龍平反昭雪，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