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題材
　　黃遵憲早年即經歷動亂，關心現實，主張通今達交以“救時弊”（《感懷》其一）。從光緒三年（1877）到二十年（1894），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后到過日本、英國、美國、新加坡等地。經過親自接觸資產階級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他明確樹立起“中國必變從西法”（《己亥雜詩》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激蕩下，開始詩歌創作的新探索。他深感古典詩歌“自古至今，而其變極盡矣”，再繼為難。但他深信“詩固無古今也”，“茍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而筆之于詩，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詩者在矣”（《與朗山論詩書》）。他沿著這條道路進行創造性的實踐，突破古詩的傳統天地，形成了足以自立、獨具特色的“新派詩”，被梁啟超譽為“獨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飲冰室詩話》三二），成為“詩界革命”的巨匠和旗幟。
　　黃遵憲的詩“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人境廬詩草自序》），廣泛反映了詩人經歷的時代，具有深厚的歷史內容。反帝衛國、變法圖強是他詩歌的兩大重要主題。在反帝方面，從抵抗英法聯軍到庚子事變，他的詩都有鮮明反映。特別是關于中日戰爭，他寫下的《悲平壤》、《哀旅順》、《哭威海》、《臺灣行》、《渡遼將軍歌》等系列詩作，反帝衛國思想尤為突出。詩人在這類主題的作品里頌揚抗戰，抨擊投降，充滿愛國主義激情和深摯的憂國焦思。其中不少篇章，規模宏偉，形象生動，表現出詩歌大家的氣魄和功力。如《馮將軍歌》中寫到：“將軍一叱人馬驚，從而往者五千人。五千人馬排墻進，綿綿延延相擊應。轟雷巨炮欲發聲，既戟交胸刀在頸。敵軍披靡鼓聲死，萬頭竄竄紛如蟻。十蕩十決無當前，一日橫馳三百里。”將中法戰爭中愛國將領馮子材鷙猛無前的英雄形象和馮軍排山倒海的氣勢，活現在紙上。
　　黃遵憲早在《感懷》、《雜感》、《日本雜事詩》等作品中即批判陳腐事物，贊賞派遣留學生和日本明治維新等新事物。后來他更以飽滿的熱情謳歌變法維新，期望能通過變革使中華民族重新崛起：“黃人捧日撐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贈梁任父同年》）戊戌政變發生，他作《感事》、《仰天》等詩痛惜新政夭折，憂虞國家前途，百感交集，情思深摯：“忍言赤縣神州禍，更覺黃人捧日難”（《感事》其八）。但他沒有動搖自己的信念，《己亥雜詩》第四十七首說：
　　滔滔海水日趨東，萬法從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驗，手書心史井函中。這種堅信變舊趨新的歷史潮流不可扼抑的精神，貫穿在他的詩作中。
　　值得注意的是，處于新舊交替時代的黃遵憲的詩歌，較早地描寫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隨近代科學而涌現的新事物，拓寬了題材和反映生活的領域，寫出了古典詩歌所沒有的新內容。他的《今別離》四首分別吟詠在出現輪船、火車、電報、照相和已知東西兩半球晝夜相反的條件下，離別的新況味，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詩人將新學理融入詩意內涵以表現同種一家等人生理想和事物變化轉換之理，一新詩境，別饒興味。詩人在這首詩里說“足遍五洲多異想”，他從一個封建國家踏進資本主義世界，事事物物都觸動他的詩心歌緒，把古人不曾接觸的海外世界反映到中國詩歌中來。《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以流美豪宕的筆墨，勾勒出太平洋上夜航獨有的情境。至如各國奇異的風光，如日本的櫻花（《櫻花歌》），倫敦的大霧（《倫敦大霧行》），巴黎的鐵塔（《登巴黎鐵塔》），錫蘭島的臥佛（《錫蘭島臥佛》）等，無不收攝在詩人的筆下。海外詩篇也涉及外國民俗與時事政治。《日本雜事詩》從多方面反映了日本的歷史和社會生活。《紀事》詩富有風趣地描寫了美國總統大選時，共和、民主兩黨千方百計宣傳自己、激烈爭奪選民的情景。

藝術特點
　　黃遵憲說“風雅不亡由善作，光豐之后益矜奇”（《酬曾重伯編修》其二），他深知詩歌的生命在于變化與創造。他的詩就是在廣泛吸取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本著“善作”的精神，沿著“矜奇”的趨勢，推陳出新，加以創造，形成自己的獨特面目。首先，他的詩雖然常有一種前瞻追求的浪漫豪情，但更主要的方面是真切的寫實。他有不少宏篇巨制，篇幅都超越古人，往往自成某一方面小史，如《番客篇》近于華僑南洋開發史，《逐客篇》堪稱赴美華工血淚史，《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不啻作者的家族史與童年生活史。他善于以細致的筆墨敘事、狀物、寫景，鋪排場面，勾畫人物，既內容豐富，又形象生動。如《渡遼將軍歌》形象鮮明地刻畫出吳大?這個人物。吳本是湖南巡撫，喜好金石，中日戰爭爆發，恰好購得一枚漢印，印文為“渡遼將軍”，自以為是封侯之兆，遂請纓出師。開篇寫其出征的盛氣：“聞雞夜半投袂起，檄告東人我來矣。此行領取萬戶侯，豈謂區區不余畀！”豪氣沖天。篇中寫其朝會諸將的場面：
　　……歲朝大會召諸將，鋼爐銀燭圍紅氈。酒酣舉白再行酒，拔刀親割生彘肩。自言平生習槍法，煉目煉臂十五年。目光紫電閃不動，袒臂示客如鐵堅。淮河將帥巾幗耳，蕭娘呂姥殊可憐。看余上馬快殺賊，左盤右辟誰當前。鴨綠之江碧蹄館，坐令萬里銷鋒煙。坐中黃曾大手筆，為我勒碑銘燕然！
　　吳大言不慚之態，不可一世之概，活龍活現。然而“兩軍相接戰甫交，紛紛鳥散空營逃”。前之氣勢如虎，后之怯懦如鼠，在強烈的反差中有力地勾畫出其丑陋形象。其次，為了表現豐富的現實內容，作者比較注意吸取古人以文為詩的經驗，所謂“以單行之神運俳偶之體”，“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人境廬詩草自序》）。但取其長而避其短，在篇章結構上，注意波瀾曲折，長而不板；敘寫上多用比興與描寫，減少抽象直陳；議論盡量精要，并安置于描寫之后，使之有水到渠成、畫龍點睛之妙。再次，作者廣泛采摘語言資料，“自群經三史，逮于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人境廬詩草自序》），同時又不排斥“流俗語”（《雜感》其二）。這使他的詩歌詞匯豐贍，富于表現力，典雅之中多生氣與變化。但他用典雅詞語過多，不免帶來艱奧晦澀的缺陷。黃遵憲的詩“以舊風格含新意境”，體現了由舊到新的過渡。

客家詩宗
　　黃遵憲是“詩界革命”的主將，是嘉應州的一代詩宗。他曾輯錄了客家民歌9首，收入《人境廬詩草》之中，大大地提高了客家歌謠的社會地位。梁啟超說：“近世詩人，能镕鑄新思想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公度之詩，獨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
　　他在《人境廬詩草》中描述客家山歌：“瑤峒月夜，男女隔嶺唱和，興往情來，余音裊娜，猶存歌仙之遺風，一字千回百折，哀厲而長，稱山歌。”

　　黃遵憲于1848年4月27日生于廣東梅州（梅縣）。他的一生可分為四個階段：即讀書應試階段（1863～1876）；出使階段（1877年～1894年）；參加變法階段（1895年～1898年）；鄉居階段（1899年～1905年）。

　　1876年中舉人，1877年隨駐日大使何如璋出使日本，曾被日本歷史學界稱為中國“最有風度、最有教養的外交家”。駐日期間，撰寫《日本國志》（1887年成書），全書共四十卷，五十余萬字，詳細論述日本變革的經過及其得失，借以提出中國改革的主張。駐日期間，針對日本于1875年派兵占領琉球，建議對日本采取強硬的政策和立場。1882年，調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適逢美國議院制訂了《限制華工條例》15條，舊金山僑民深受其害，多名僑民被當地政府以“不衛生”為借口而被捕入獄。此前，黃遵憲就此已向清政府提出對策，但未被采納。因此，他只能在自己職權范圍內，盡力保護中國僑民。他在視察舊金山華工聚住地之后，親自探望關押華工的美國監獄，并叫隨從丈量監牢面積，責問美國人：“這里人多地窄、空氣污濁，難道監獄里的衛生條件要比華僑的住處好嗎。”經過黃遵憲的努力，被拘捕的華僑被全部釋放。黃遵憲動用國際法，爭得了總領事給華工簽發執照的權利。從此，華工來往中美之間，有法可依。

　　1890年，黃遵憲以分省補用道任駐英國二等參贊，1891年任駐新加坡總領事，從事改善僑胞待遇、保護僑胞財產的工作，發展華僑教育，取得一定成效。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期間，黃遵憲被召回國，任江寧洋務局總辦。1895年參與上海強學會、與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創辦《時務報》，任湖南長寶鹽法道，后署理湖南按察使。戊戌變法期間輔佐湖南巡撫陳寶箴大力推行變革，倡立的湖南保衛局，將近代警政引入中國。1898年8月，被任命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變法失敗后，被清政府列為“從嚴懲辦”的維新亂黨，由于外國駐華公使等干預，清政府允許黃遵憲辭職還鄉。

　　黃遵憲回鄉后仍熱心推進立憲、革命等工作，并潛心新體詩創作，被譽為“詩界革命巨子”。同時，他熱心家鄉教育事業，創立嘉應興學會議所，自任會長，積極興辦新學堂。晚年黃遵憲在墻上懸掛興中會會員謝纘泰畫的《時局全圖》。1904年冬，即黃逝世前一年，他在《人境廬詩草》最后一首詩《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中寫道：“……君頭倚我壁，滿壁紅模糊。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圖……。”1905年3月28日，黃遵憲病逝于家鄉梅州，終年五十八歲。六年后，辛亥革命爆發，封建制度在中國終結。

　　私人藏書豐富，光緒十年(1884年)開始籌建藏書樓。光緒二十四年（1898）回到廣東之時，一心在其“人境廬”著述和收藏，對于前朝古書和當時實用之書，一并收藏，編撰有《嘉應黃氏人境廬藏書目錄》，著錄有：經部100種，1 291冊；史部253種，5 122冊；子部221種，1 425冊；集部212種，1 523冊；叢書21種，2 468冊、自著書4種，21冊，合計811種、11 850冊。珍本有《修慧寺塔銘》，其余多為普通實用之本。先后積藏有10余萬卷圖書，供當地學生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