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卒年
　　聞一多《唐詩大系》定儲光羲生于公元707年，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亦持此說。后來李金坤《儲光羲里貫、生卒年考辨》對此說作了補考。但是陳鐵民在其《儲光羲生平事跡考辨》中認為，儲光羲當生于中宗神龍二年（公元706年）。葛曉音《儲光羲評傳》，則認為儲光羲生于公元702年，似更合理。對于儲光羲的卒年，異說較多。聞一多《唐詩大系》認為儲氏約卒于公元759年，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則認為儲氏約卒于公元760年，陳鐵民《考辨》認為儲之卒，當在寶應元年（公元762年）遇赦后不久，姑定為廣德元年（公元763年）。李永祥、于友發(fā)《儲光羲事跡考略》認為儲光羲大約是在大歷元年（公元766年）前后謝世的。李金坤《考辨》也認為儲光羲并未貶死嶺南，當卒于遇赦后的大歷元年左右。

籍貫
　　儲光羲的籍貫，向有魯國兗州的說法。施章在其《唐代田園詩人儲光羲之研究》首先對此舊說進行了辨析，他認為儲光羲并不是山東的兗州，而是江蘇的江都人，又從他的詩中得知，儲光羲的生地不是山東的兗州，而是江蘇的南兗州。馬茂元《儲光羲里貫及生平事跡考辨》也對兗州說進行了辯駁，但他認為光羲世居魯郡，后占籍潤州之延陵，實應為延陵人。后來陳鐵民《考辨》對馬茂元的說法表示贊同，且以儲詩證之，認為“儲無疑是延陵人”。同時或稍后，又有黃進德《儲光羲貫潤州延陵考》、李永祥、于友發(fā)《儲光羲事跡考略》、李金坤《儲光羲里貫、生卒年考》等文皆認為儲光羲籍貫當為潤州延陵。

科第考
　　對于儲光羲科第的情況，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馬茂元《考略》認為，儲光羲于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登進士第，與崔國輔、綦毋潛同榜。所謂“應制”，即詔中書試文章。蓋登第后試文章，乃釋褐也。譚優(yōu)學《唐詩人行年考·儲光羲行年考》則認為，儲光羲開元十四年在東都，成進士，制科及第。陳鐵民《考辨》對開元十四年進士試在洛陽舉行而非在長安舉行作了辨析；又謂儲光羲是年登進士第后并未立即解褐入仕，蓋登第后又試文章，然后授官也；又據(jù)《秋庭貽馬九》詩知是年秋儲尚在洛陽，估計他授官和離開洛陽赴任的時間約在十四年秋冬間。

仕宦考
　　馬茂元《考略》據(jù)儲詩補考了他曾在釋褐后一度歸隱，后又出山官太祝，天寶末曾使至范陽，其為御史當在天寶十四五載間（公元755――756年），安祿山亂起之際，其任偽官后似曾謀欲建功以自贖而未遂。陳鐵民《考辨》則考出儲曾四為縣尉，大約在開元二十一年辭官歸鄉(xiāng)；歸鄉(xiāng)后約于開元二十八年復入秦，嗣后，即隱居終南；儲出山官太祝的具體時間，難于確考，估計在天寶六、七年間；其官監(jiān)察御史最晚即在天寶九載，出使范陽應在天寶九載；對于儲陷賊后的行止，該文也作了較詳細的考證。譚優(yōu)學《行年考》對儲光羲的仕宦經(jīng)歷也有較詳細的考辨，并作了編年，他認為，儲開元十四年制舉及第后，即授汜水尉，自洛還江東當在開元二十一年之后，自開元二十三年至開元末，似閑居洛中（何時從"故丘"返洛中返此不可考），于天寶四載或稍前尉安宜，天寶十載任華州下邽尉，天寶十二載自下邽尉征拜太祝，未上，隱居終南莊城，天寶十三載或稍后遷監(jiān)察御史，天寶十五載，陷賊，受偽署，疑于肅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貶赴馮翊。另外，李永祥、于友發(fā)《考略》也對儲光羲的仕歷作了一些考證，如他認為儲光羲屬于張九齡一派，于開元二十二年被擢入朝任監(jiān)察御史，在開元二十五年疑因系張九齡黨而入獄。葛曉音《儲光羲評傳》對儲光羲的仕歷也有一些新的考證，如她認為儲光羲于開元十四年釋褐后應先任下邽尉，時在開元十五年；開元十八年又轉(zhuǎn)安宜尉，大約在開元十九年或二十年在安宜尉任上棄職歸隱（先回故鄉(xiāng)，然后又到太行山附近的淇上賦閑）；他任汜水尉當在開元二十二年左右，此后可能曾任馮翊尉；開元末到天寶初儲光羲隱居終南山；其拜太祝的時間，應在天寶五載以后。

思想及詩歌研究
　　關(guān)于儲光羲思想研究方面的專論，只有儲皖峰《陶淵明與儲光羲》、繆文逵的《儲光羲的人生觀》等為數(shù)不多的文章。另外施章在其《唐代田園詩人儲光羲之研究》一文中也對儲光羲的思想和性格作了較細致的分析，他認為，儲光羲的人生見解，受老氏思想的影響較深，“他有時雖然有同道士或煉師的游仙思想，這是由于不滿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虛構(gòu)出一個樂園，來聊以消憂的方法。”“他理想中的人物是柱下史老聃，是浮丘子，是王子晉；而不是孔丘顏回。所以他能好獨善，懷虛無，他既與為功名而鉆營之徒異趣，自然功名中人也不愿與之為伍。所以他希望能如王子晉游太清之境，就可以無憂無慮了。”對于儲光羲之受偽職，施章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認為，“姑不論儲光羲從賊是事出無奈，就是從他的詩中，也可看出他率真的性格，看出他對唐明皇的不滿和對明皇左右一般助桀為虐的家奴的痛恨”，“這位詩人雖有悖于奴隸道德的嫌疑，可是他的人格道德無論如何，乃光明落地，并不像一般腐儒的拘守繩墨。”張仲謀、孫映逵《儲光羲簡論》在談到儲光羲詩歌的思想價值時說其思想基礎是儒家思想，稍微沾染了一些道家和神仙家的意識。葛曉音的《儲光羲評傳》也對儲光羲的性格和思想作了較深入的探討，作者指出，“寧可崎嶇下位，長守貧賤，也不肯改變自己的人生信仰，這種清濁分明、追求真淳的精神，是儲光羲思想中可貴的一面。""盡管他常懷獨善之志，又好長生之說，積極入世仍是他的主導思想。”喬象鐘、陳鐵民主編《唐代文學史》上冊在肯定了儲光羲詩歌中有關(guān)心國事民瘼的力作，抒發(fā)了自己苦旱憫農(nóng)，憂念社稷蒼生的深切感情之后，又指出對其作品中的思想性不能估計過高，因為他還有一些歪曲歷史的作品，表明了詩人也有阿諛權(quán)貴的庸俗思想意識。
　　對儲光羲詩歌進行專門探討的論文也不多。施章《唐代田園詩人儲光羲之研究》中有一節(jié)是專論"儲光羲之農(nóng)詩"的，他認為儲光羲“以他率真的性格，健全耐勞的身體，由實地耕作當中來體驗農(nóng)夫的生活，而由詩中表現(xiàn)出農(nóng)人的自得和辛苦的實感來，自然是成為最真實的農(nóng)詩了”，又認為“光羲的全部詩集的藝術(shù)，都具有率真樸質(zhì)的本色”，“他在唐代詩人中，能特樹一幟，而成為一個名家，也就是由于這種質(zhì)樸的藝術(shù)所致。”張仲謀等著《儲光羲簡論》則探討了儲光羲的五古創(chuàng)作及其藝術(shù)成因和儲光羲的田園詩及其影響，最后認為，"儲光羲的田園詩多于而且優(yōu)于王、孟，作為唐代田園詩人的代表，他上承陶淵明，下開范成大，堪稱中國三大田園詩人之一。"葛曉音《儲光羲評傳》也著重分析了儲光羲的田園詩的藝術(shù)成就，該文認為，儲光羲首先以田園生活為喻體，均采用民歌形式，從農(nóng)村田獵、樵采、漁牧等日常勞動取材，歌詠隱逸生活的悠閑，并以各類勞動的不同性質(zhì)和特征為比喻，寄托他仕途失意的種種感慨；其次，善于樸實細致地描寫勞動生活的情景，富有農(nóng)村的泥土氣息；還有不少詩以境界的清新閑靜見長；他在五古上用力最多，格調(diào)清雅老成，頗有古意，但有些詩較為繁雜，缺乏完整和諧的基調(diào)；五律則大抵輕快有余而凝練不足；他的小詩雖然不多，卻有一些佳作，最能見出其思致清新、筆調(diào)活潑的特色。此外，論及儲光羲詩歌的文章還有李無未、王辛凡的《儲光羲詩韻譜》、劉繼才的《論儲光羲――兼與陶淵明等比較》等。

　　儲光羲的詩以描寫田園山水著名。如《牧童詞》、《釣魚灣》、《田家即事》、《同王十三維偶然作》、《田家雜興》等，風格樸實，能夠寓細致縝密的觀察于渾厚的氣韻之中，在表現(xiàn)閑適情趣的同時，多少接觸到一些農(nóng)村的現(xiàn)實，生活氣息比較濃厚，給人以真切之感。儲光羲在創(chuàng)作上努力效法魏晉，而擯棄六朝綺麗之風，形式多五言古體，內(nèi)容也豐富多樣。如天寶末奉使范陽，途經(jīng)邯鄲，見安祿山蠢蠢欲動，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寫《效古》二首以紀其事。詩云：“大軍北集燕，天子西居鎬。婦女役州縣，丁壯事征討。老幼相別離，哭泣無昏早。稼穡既殄滅，川澤復枯槁。”“……翰林有客卿，獨負蒼生憂。中夜起躑躅，思欲獻厥謀。君門峻且深，踠足空夷猶。”表現(xiàn)出對時局深切的憂慮，以及報國無門的幽憤。至于寫景諸作，如《述華清宮》、《游茅山》、《題陸山人樓》等，或氣象雄渾，或清凄宛轉(zhuǎn)，風格又自不同。寫旅途的凄苦，如《寒夜江口泊舟》；寫離別懷人，如《京口送別五四誼》，都感情真摯，頗為感人。蘇轍于唐代詩人中，特別推重儲光羲。殷璠《河岳英靈集》評儲光羲詩，說他“格高調(diào)逸，趣遠情深，削盡常言，挾《風》、《雅》之跡，浩然之氣”；并把他與王昌齡相提并論，認為“兩賢氣同體別”，都是能夠繼承曹(植)、劉(楨)、潘（岳）、陸（機）的“風骨”的。《四庫全書總目》說：他的詩“源出陶潛，質(zhì)樸之中，有古雅之味，位置于王維、孟浩然間，殆無愧色。”

　　沈德潛說：“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說詩晬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