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代之一。封建貴族窮奢極欲，以一種病態的狂熱度過醉生夢死的歲月，當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晉書·傅玄傳》）。張華的這首《輕薄篇》，以鋪敘的筆法酣暢淋漓地描寫了驕代王公、末世貴族的淫逸生活。雖然，作品仍不免有“勸百諷一”之嫌，作者也流露出津津咀嚼之意，但對于后人認識那一時代的生活仍是有一定價值的。

　　詩的開頭四句總提時代特征，這是一個病入膏肓的“末世”，這是一個揮金如土的“驕代”，這是一個患有結核病的社會，越是荒淫越是色紅如花，越是負罪越是志意沉溺。這四句詩還點明了以下要展開描寫的兩個特征：一是“浮華”，二是“放逸”。

　　從“被服極纖麗”到“手中雙莫邪”共十六句；寫飲食服飾之奢華：綾羅麗服，珍饈嘉肴，文軒羽蓋，寶車駿馬，還有玳瑁簪、象牙鞭、金鑮履、莫邪劍，連僮仆也食不厭精，連婢妾也衣必錦繡，一片珠光寶氣，一派紙醉金迷。以上突出“貲財”之“豐奢”。接下來六句，從“賓從煥絡繹”到“朱門赫嵯峨”，寫氣勢之不凡：賓客絡繹，魚貫而入；侍御盈門，喧呼而出，何等規模，何等排場。主人結交的都是頭面人物：“金張”指金日磾和張安世，都是漢宣帝時的大官；“許史”指許伯與史高，都是漢宣帝時的外戚，詩中用以代指世家大族，皇親國戚。再看房屋建筑：朱門沉沉，庭院深深，高樓巍峨，飛閣流丹，第宅座落在中心地帶、貴族區內，面對著繁華大街、來往行人，更顯出主人之地位。

　　以上寫“財”、“氣”。接下來十六句，從“蒼梧竹葉青”到“展季猶咨嗟”寫“酒”、“色”。“九醞”指久經醞釀，即陳年老窖。“宜城醝”、“竹葉青”都是古代美酒：醇醪在金鐘中旋轉，帶著蠱惑感官的色澤與芳香，浮沫如蟻，溢出杯盤。觥籌交錯，可以想見其鯨吞牛飲之態矣。以上寫“對酒”“行觴”還只是略略點染，下文述“當歌”“征色”則不惜濃墨重采。獻歌獻舞的都是天下絕色，人間尤物；“齊趙”指齊都臨淄，趙都邯鄲，都是以女樂出名的地方。“西巴”指巴郡，其地之民亦以善舞著稱，《后漢書·西南夷傳》即有“夷歌巴舞”之說。“北里”之舞出荒淫好色之商紂，《史記·殷本紀》云：“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大陵”也是女色歌舞、云雨恍惚之代名詞，《史記·趙世家》云：“王游大陵，夢見楚女鼓琴而歌。”歌兒舞女，傾城傾國，歌聲比古代名曲“激楚”還動聽，舞姿比名倡陽阿還輕妙。五陵年少，膏梁子弟，眼花繚亂，一擲千金。這一部份寫征歌逐舞的場景，作者灑開筆墨，汪洋姿肆地著意描繪，畫面飛動，行文節奏疾速，一幕幕豪華場景旋轉而過，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鋪排用典又起到了加重筆觸、在高潮處延宕往覆、令人回味再三的作用。但寫到此，作者意猶未足，最后四句又以夸張的手法，從側面來烘托歌舞“移人性情”的力量：墨子是主張“非樂”的；展季即柳下惠，是坐懷不亂、不為色動的真君子，但在如此“刺激”的歌舞面前，這兩位老夫子也忍不住要停車欣賞，感嘆咨嗟了。即此可見其“感人”之深。不僅是君子和苦行主義者受到誘惑，連沒有情感的游魚玄鶴也聞聲而動了，或斂翅下降，或鼓鰭出水，可見，新聲巧調不僅能“感”人，還能“動”物。

　　寫罷“浮華”之狀，再寫“放逸”之態。《宋書·五行志》載：“晉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發裸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從“淳于前行酒”到“此歡難可過”十六句就是戲劇化、集中化地再現了這一種“放逸”的時代風氣。“淳于”即淳于髡，滑稽而善飲；“雍門”指雍門周，善鼓琴而助人飲。有這樣的清客與宴，三分酒量者也會十分豪飲。而主人又是十二分熱情，好比西漢之陳遵（字孟公），每設宴必將客人之車轄投入井中，客人欲行不得，便只好拼得醉顏作長夜之飲。如此氣氛，如此主客，舉座便由微醺而沉醉，終于猖狂失態。其始也，酒色上瞼，耳熱眼花；繼而舉杯命酒、討酒、催酒（“三雅”指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名）；其間，喧嘩爭吵，杯盤狼籍，提耳強灌，出乖露丑，不一而足；最終，男女混雜，放蕩不羈，官帽歪戴，首飾墮落，猥褻淫亂之事自不待言。“絕纓”用楚莊王宴群臣事：楚莊王與群臣狎客濫飲，適殿上燭滅，有人乘機拉扯王后衣裳，欲行無禮。王后在黑暗中將那人冠纓扯斷，以便追查問罪。誰知楚王唯恐掃興，反而下令讓所有的人都將冠纓拉掉再點燈，以此遮掩那荒唐酒客，染指而不膻。既然“烝上”“犯主”尚不見怪（尤，責怪也），其它荒唐行為就更是“合理”“合法”的了。作者舉此一端，其余荒淫之事就盡在不言中了。

　　從“人生若浮寄”到“禮防且切磋”，這結尾八句是從“理論”上探討“浮華”“放逸”這一時代貴族病的成因，揭示了貴族子弟的頹廢心理。生命有限，這不能激發起他們抓住時機、建功立業的志向，卻成了他們醉生夢死、及時享樂的理由。在露水短促的存在中，他們看不到那曾有過的光彩奪目的片刻，他們唯一的啟悟卻是人生苦短，他們唯一的感慨是享受得還不夠，因而要拼命加大享樂的強度。當然，這種享樂，并不能帶來長久的歡樂，每當他們想到人生又少了一天，這時內心就更加空虛。空虛襲上心頭，又再次以享樂來掩蓋，如此惡性循環，終至不可救藥。看來，腐敗的不僅在于貴族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不可療救的病態心理。假如沒有任何限制，他們有可能從廢人變為只知享樂的生物意義上的人，只是對“執法吏”還有所畏懼，他們才偶爾“切磋”起“禮防”問題。這結尾是一種勸戒，是一種警告，也是一種諷刺。